如果你正處於人生的低潮, 因而希望世界未日的來臨, 我必需告訴你, 別在失意時離開, 因為好戲在後頭! ~一個死過翻生的過來人敬上
胡秀英教授為國際著名的植物學家，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榮譽講座教授、崇基學院資深導師及美國哈佛大學安諾樹木園（Arnold Arboretum）榮休高級研究員。
胡秀英教授於一九三三年畢業於南京金陵女子大學，一九三七年於嶺南大學完成碩士課程，並於一九四六年到美國哈佛大學深造，是中國首位獲 Radcliffe 學院獎學金到哈佛攻讀博士學位的女學生。一九四九年取得博士學位後，胡教授受聘於哈佛大學進行植物學研究逾半個世紀。一九六八年，胡教授返港出任崇基學院生物系高級講師，繼續其對香港植物的多樣性研究工作。胡教授歷任南京中山植物園顧問、廣州華南農業大學榮譽教授、深圳仙湖植物園顧問，以及自一九九九年開始出任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榮譽講座教授。
胡教授雖年逾九十，仍孜孜不倦，採芝擷英，積極研究，著作不斷。胡秀英教授致力於研究植物分類學，製成及鑑定的標本多達十八萬五千份，發表超過一百六十篇專題論文。胡教授是冬青科、金針屬、泡桐屬、菊科、蘭科等植物的世界權威學者。
自六十年代至今，胡教授對促進香港中文大學在植物學及中醫藥科研方面貢獻至鉅。胡教授幾乎踏遍香港所有山嶺及海岸，採摘超過十八萬五千多種植物標本，在中大生物系成立標本室，惠及本港以至內地的大學及科研機構。胡教授亦積極推動中大的中藥研究與發展，於七十年代已促成「中藥研究中心」的建立；中大近年籌備成立中醫學院，胡教授亦貢獻良多。此外，胡教授參與中大中醫學院教研人員進行的「三冬茶」研究計劃，獲得香港工業署贊助八百多萬港元，研究成果已發展成產品出售，造福市民。香港特別行政區於二零零一年向胡教授頒授銅紫荊星章，以表揚胡教授畢生對植物學及中醫藥研究的卓越貢獻。
民間抗爭用白票論，鼓吹流選，在策略上、道義上，沒有問題。泛民用白票論來促成流選，另選賢能，才是問題。我今日早起，斗膽為各位讀者講一堂密室會議式的政治課。民間抗爭強調的是理想政治與最終目標，爭取的是最終的雙普選及現階段的良好候選人，目前的是小圈子選舉，三位候選人也不及格，故此提出白票論，另行選人。民間抗爭是局外人，故此毋須顧慮過多。泛民和資本家陣營是局內人，選委也是自願參選的，投白票是不合乎他們的利益的，他們的目標如果是反梁振英上台，就不能鼓吹白票論、離場抗議論，因為這會削弱決志，而令游離者被梁振英拉攏過去，改投梁振英。Anything but communist （只要不是共產黨人做特首就可以了） 的行動答案，就是在現階段組成非神聖聯盟，全投唐英年。選委與市民不同，昨日的市民投票結果，白票論好多人支持，但唐梁的支持率拉近，改投梁振英的誘惑力來了！很多選委是不會介意多少市民支持流選的。
我本來是支持流選的，但後來發現不妥，梁振英奪取的票越來越多，可以過臨界點，於是才發現白票論未必可以阻擋他當選，唐和民主派那邊不團結，就會輸。至於白票可以削弱當選者的道義立場和民間抗爭道理，是好清晰的。不過，泛民他們是用白票論來引致流選，再逼退梁振英，我覺得沒什麼把握而已。他們這樣做，好可能將梁振英送上寶座。
在局內人和局外人的合作運作（cooperation module）上，民間要提出白票論來作態促成流選，泛民那邊要老早就出來宣告全體投唐英年，鞏固唐英年的基本盤。民間要順便譴責泛民，泛民那邊硬着頭皮頂住，日後唐英年當選，向唐討政治欠債，民間則全部反政府，要用雙普選來討債。在才是真正的政治鬥爭術。好抱歉，我前幾個星期病得不成人形，無法做那麼多戰術分析。事到如今，唯有祈求：天佑香港。
梁振英以低票當選，陳雲預測全中。白票論、流選論全盤失敗。香港的民主黨和抗爭都是獨孤求敗，在各種機械的行動選項之中打滾：示威遊行、包圍、白票，諸如此類。就是不願意動一下腦筋，看看我的《一國定兩制——黃老道術與香港政治》及《香港城邦論》。動一下腦筋，你連示威的精力都可以省回的。
我在三月二十一日已經貼了網誌，叫大家準備梁振英執政，不必懼怕所謂黨員執政，也善意提醒梁振英如何自處，當時我已經預知梁振英必然當選。低票當選，完全無損梁振英的權威，因為選委是一次過的選舉，他們並無彈劾權與罷免權的，不論高票還是低票，勝利就是勝利，懂得面皮厚、心地黑的政客，根本不理會什麼低票當選，只是抗爭者誤以為低票當選是對梁振英的道義打擊。你們玩的理想政治，人家玩的卻是現實政治。
一些政黨、一些民間運動鼓勵某些選舉委員投白票、杯葛投票，以此導致流選，結果都是分散本地資本家和泛民主派候選人的票源，間接幫助梁振英上台。如果他們知道這個後果仍然這樣去做，以後就不要假裝埋怨。
香港所謂民間抗爭之蠢鈍，在我意料之中。抗爭必先要裝備頭腦，然後才可行動。但香港往往是用機械選項、指定動作來規範行動，所謂和平、理性、非暴力，示威遊行白票論，結果是次次失敗。
至於那群反梁振英的本地資本家，我只能問一句：你們現在才反共？你們倚仗共產黨、向共產黨獻媚，狐假虎威來瘋狂剝削香港人，搗毀香港人的生計和殘殺香港人性靈，肆意打擊香港民主抗爭運動，壓迫自由言論者，種種罪孽和政治欠債，你們還沒清算好啊。你們還未懺悔好啊。共產黨要打擊你們這批親英親美的反骨仔，你們現在才回頭來擁抱被你們殘殺和虐待的香港人民？你們睡醒了未？世界上豈有這麼便宜的事？我三年前就在《信報》警告過你們，要撤出立法會功能組別（在功能組別放棄一切投票權），那是共產黨為你們設立的政治監獄，在《香港城邦論》第八章也明示香港資產階級無家無國，必須參與本地政治，否則喪失政治地盤，無家可歸，必遭中共連根拔起。
然則，香港的選舉不是我關心的，我關心的，是中共何時倒台，中國何時解體。中國解體才是災難，香港選舉只是笑劇。
元明清時期，中國興起一種非主流佛教信仰，叫白蓮教。根據教義，創造萬物的「無生老母」，將會毁滅這個充滿苦難的舊世界，並派遣彌勒佛降生，創造一個無貧富、無飢餓、無男女、無長幼的烏托邦。但在新舊世界交替時，天地將會經歷大災劫。教徒平日必須虔誠念經，修煉捐獻，靈魂才可在劫難中被納進老母的子宮，於災劫後再生。
文/孔誥烽
白蓮教在中國各地造就了大大小小的教主，有的憑教眾捐獻而成地方小富，有的帶領群衆揭竿而起，如18 世紀末的川楚白蓮教大起義。有的更在起義成功後自己當上皇帝，如朱元璋。
按照中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白蓮信仰體現了封建社會後期人民群衆要改造世界、自己當家作主的朦朧願望。但在宗法意識宰制下，這種願望卻變成乞求無生老母憐愛的迷信。直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工農群衆，才有機會科學地理解自己的處境和走上當家作主之路，建立真正的主體意識。
這些歷史好像跟香港風馬牛不相及。但細想一下，香港民主運動在過去30 年，不也是一直寄望香港回歸中國這個母體之後，可以通過母體的憐愛實現民主自治嗎？民主回歸派和民主抗共派對現存中國或是未來民主中國的冀盼，不像白蓮信徒的無生老母崇拜嗎？
最近陳雲教授推出《香港城邦論》，主張香港的民主運動與中國民運分家，一石激起千重浪。《城邦論》高踞各大暢銷書榜高位，從各方吸引了一眾追隨者。其他公共知識分子，不論是出於文人相識還是文人相輕，紛紛笑稱他為「陳教主」。但就《城邦論》主張港人要建立主體意識的主旨而言，說陳雲像「教主」，不如說他像當年敢冒運動主流之大不韙，撰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青年毛澤東。
過去幾年，陳雲通過報章評論積極支持各種本土保育運動與公投運動，反地產霸權，最後還因反地霸見真章而被媒體封殺。《城邦論》承接作者對香港本土民主運動的關懷，在開首即點出運動有力走下去的關鍵，乃大家要拋棄中國迷信，批評「香港的民主派沉迷於民主統一中國，在行動上無法全然代表香港人利益，與中共攤牌」。
（頁41）
香港的民主運動，在80 年代原本有不弱的本土性格，以香港為本位，爭取在九七回歸後落實民主自治。後來八九民運爆發，本地民運即被吸進了中國民運的洪流之中。中國民運被鎮壓，北京的對港政策，亦轉趨強硬。經歷過這個轉折的香港民運，即出現了「中國沒民主，香港民主也無望」的論述，在意識上將香港民運置放在從屬於中國民運的位置。
但香港的民主政團，其實皆以香港為唯一舞台，連內地也去不了。民主派這種行動的本土導向和意識的中國優先之間的矛盾，在中國民主化一再落空之下，催生了「香港民主難有起色」的失敗主義情緒，令民主派在本地抗爭中愈來愈軟弱。上次政改爭論期間，主張跟北京妥協的民主政客反覆警告我們千萬不要激怒中共，最重要是保存實力留得青山在。這當中體現的，正是一種不斷向老母下跪動之以情博取憐愛，如老母不憐愛，則繼續苦等他日孝感動天、老母轉性（即中國民主化）的消極爭取民主策略。
意識上的中國優先，令主流民主派輕視本土勇武抗爭之實效。2003 年超過50 萬人上街，北京擱置23 條，並把特首拉下台。那次勝利，為年輕人帶來極大鼓舞，催生了後來的新本土抗爭力量，屢立奇功：從公投運動迫使北京政改讓步、集體打小人爭取到政府派6000 元、到洶湧群情迫使政府在遞補機制退卻（雖然仍未至於全面撤銷）。這些大大小小的抗爭成果，都是在中國民主化毫無寸進的背景下發生的。
但顧着仰望老母的民主派，卻視這些成果為無物。最近甚至有民主派頭頭公然宣稱當年政府擱置23 條與群衆運動無關，一切都是因為保皇黨有人倒戈和北京主動停止立法。這種肆意扭曲歷史常識，長北京志氣、滅港人威風的喪志歪論，背後正是一種「北京老母不施捨，香港民主難寸進；香港民主若有寸進，則一定是老母施捨所賜」的孝子邏輯。難怪民主派在近日香港統治集團瓦解的禮樂崩壞之際，竟然也無所作為，呆呆然不敢亂說亂動。
陳雲認為香港政團若要擺脫這種消滅港人尊嚴的中國情結，便需要將香港民運與中國民運區隔，將前者放在首位。當然，本土政團以香港為優先，不代表香港其他朋友不應關心和介入中國事務。不過我們要清楚我們關心中國的民主、人權、環境、勞工等問題，乃是基於作為一個地球人的普世關懷，中間不需加入任何「作為血濃於水中國人」的先天責任。現在很多北上參與中國民間進步事業的朋友，其實也是以不同國際團體員工的身分進入中國，或是接受外國基金資助的。他們關心中國之外，不少也同時關心緬甸、柬埔寨與北極冰川。
香港能對中國作出的最大貢獻，乃是通過香港自身的自由民主向內地起示範作用，以及「借場」給內地朋友，利用香港這個自由場地做他們的事情。當年興中會在香港活動，以及今天不少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受惠於香港的自由空間，皆印證香港的這個角色。但香港要發揮這個作用，前提是香港人要將這個場整理好，保護、發展它的民主法制與民間社會。若果這個場內地化，變得跟內地其他場沒有分別，那麽香港便會失去在中國改革事業中的唯一角色。所以就算是為了中國的發展，我們亦應該把爭取香港本位的民主自治放在優先地位。
主張香港民主運動擺脫中國情結，早日建立香港主體意識，乃《城邦論》的核心議題。陳雲在書中大談香港在美國《香港政策法》之下成為中美全球鬥爭的一環，論證香港自治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必要，是要探索香港的自治民主抗爭在面對北京時有何籌碼。他描述「香港人」和「大陸人」的差異，支持族群政治，呼籲堵截內地人口無節制湧港，則是怎樣建立香港主體意識的策略探討。後兩個問題，不論多麽富爭議，也只是《城邦論》的「目」，而非其「綱」。可惜該書出版後的爭論，至今仍集中在這兩個目，而忽略了香港民運急需香港主體意識、少理老母這個綱。
《城邦論》在香港回歸15 年、既存政治秩序開始瓦解之際出版，為我們再思香港民運的前路，提供了難得的新框架。這篇書評無法對書中論點一一評述，惟希望可以透過追溯其歷史脈絡、重構它的核心關懷，將有關討論導引到更有意義的方向，幫助大家在「蝗蟲」爭論之外，尋找建立香港新民主自治運動的最大公約數。
不過若要深化討論，最重要的，還是要社運、知識圈中一衆倒果為因、視陳雲為中港矛盾加劇禍首、一窩蜂要「kill the messenger」的政治正確判官門，先花128 大元買一本《城邦論》，認真將書從頭到尾讀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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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730 2012.2.14] | ||
| 中港之間，人口、資金、旅客和車輛，是不能開放對流的。香港行的是一國兩制，不是一國一制，中港之間的交流，是絕不能放任市場或資金自決的。陸婦產子、自由行購物、大陸車的自駕遊、甚至大陸資金來港買樓，港府是不能對之毫無約束的。所謂中港融合，要審慎處理，不應淪為商家佬的掠水口號、左翼分子的愛國口號，而是必須要有香港本位的政策判斷。 中港之間有三大不對稱。首先是制度不對稱，使到兩地不能對等交流。大陸是集權政治及放任資本主義，香港是文明法治與有相當商業道德及受到法例監管的資本主義。故此，香港的貨品和服務可靠，令陸客放心購買，由樓房、奶粉、藥物到糧油零食，大宗購買，買得豪爽，衝擊本土物價及商場生態，商店因此怠慢香港人。陸婦來香港博取居留權和福利，也由於中港兩地的人權法治、國民福利有極大差異。港人不會北上產子博取居留，香港人北上購物，極為謹慎。 其次是流量不對稱。香港面積狹小，七百萬人的生活空間，早已超出負荷。香港人北上大陸，消失於廣袤國土，但大陸人南下，就在市區「篤眼篤鼻」。香港無市郊商場，購物在市區之內，與香港人同樣爭奪公車空間和在超市藥房排隊擁擠，大陸人財大氣粗，很多陸客舉止野蠻，令香港人惱火。也由於流量不對稱，香港人開車上大陸無問題；大陸車洶湧南下香港，必成災難。其三，是權力不對稱。中共是宗主國，香港是地方自治政府。由於港府無民意授權，無力與中共周旋，為港人據理力爭，所謂中港交流，大陸孕婦益了私家醫院，自由行益了連鎖店和地產商，財閥撈了錢，香港平民吃大虧，港人無力抵抗陸客流入而有莫大怨憤及恐懼。蝗蟲論只不過是憤怒與恐懼的文學比喻，也是發出集體抗議的市場訊息，如果有人還要港人放棄這個強力的民意訊息、求救訊號，還有誰會注意港人的民憤？港人不叫痛、不呼救，北京和港府會着力去解決雙非問題、限制自由行、叫停自駕遊嗎？ 我曾於二〇〇二年至〇七年在政府總部任職研究總監，上面的簡明政治分析，就像當年的案頭工作。這種政治分析，不屬於勞動階級，也不屬於資產階級，而是為了香港整體利益。基於上述三大分歧，中港是不宜融合的，否則殃及一國兩制，玉石俱焚。寄望港府破除中港融合的迷信，推出兩地關聯的政策時，須有科學研究和影響評估，充分諮詢民意，切不可輕率承諾中方。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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