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3日
回歸以來，北京多次暗示港府解決「深層次」矛盾，呼喊團結為經濟、依法治港無效，樹立中央治港第二班子以及賦予港區人大政協諮議港政的倡議也落空了。香港依然貧富敵對，上下離心。
今年元旦遊行，以巴勒斯坦頸巾蒙面的少年，高舉抗議牌，說「這是一個警告： 我們對狗官沒有耐性，已準備暴動及流血。」一月初，反高鐵的抗議標語之中，年輕人四處張貼標語：「你已經不是我們的政府了。」上星期三，學者分析中大亞太研究中心公布的香港社會和諧調查結果，說香港有暝百分之二十五點九或一百五十三萬人已不抗拒激烈鬥爭，甚至準備暴動。接通此地社會脈搏的人，看了應是毫不為奇吧。
北京不能直接統治
香港有法治傳統和中華文化的仁厚根底，加上高地價政策的奴民政治，香港政府很容易混日子，但香港無法長治久安，民生困厄和民怨爆炸的日子愈來愈近。當然，危機還不至於在「打工權」的任內爆發。香港的困局，北京不能直接干預，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直接統治香港，黨委系統明顯化，香港將成為影響中央政治的強而有力的地方政府，上海幫之外多了一個香港幫，香港又與西方的關係盤根錯節，將大大干擾中央政治。而且，到底現在不是「解放」前的上海，香港人的生活方式牢固，也不能隨便封鎖言論，鎮壓異己。統治香港只能用一國兩制，委任代理人（proxy）統治，在政治上保險，在經濟上有利。
可惜，當前香港正落入困局，但比中國好，中國落入的是死局。中國的死局在於政治，除非香港的政治困局解決，引領中國前進，否則中國永遠不會有憲政民主與社會團結。理性而言，中共需要一國兩制，多於香港需要一國兩制。
中國愛護香港，應是出於自利，而不應是出於憐惜。在這幾十年的過渡期，沒有一國兩制，香港當然會根基盡毀，但中共也將陪葬。
政治鬥爭往往是非理性的、荒謬的，其實最佳的反共之法，正是包括我在內的異議者鴉雀無聲，任由中共的代理人在此地為所欲為，將香港的困局惡化，變為死局，毀滅香港，令中共失去緩衝和試驗的地區，直接面對各種政治經濟的內外挑戰。看官，在各種中國的蹩腳代理人的盲動之下，這一天愈來愈近了。
無能的政治代辦
香港的經濟仍居於中國產值鏈的上游，而且以金融和房地產投資奪取大陸的人才和錢財，大陸也只能默許，反正這些錢和人不去香港，就去美國。可惜，這些浮財並不令平民得利，反而因高地價而百業受害。香港的問題在於財閥壟斷過分，而且不受民主政治或民主立法的制衡，以致資本以非理性的方式擴張，終於殺雞取卵，毀滅其生存根基。雖然前幾年財閥經常威脅撤資，但可以斷言，沒了香港，這些土資本家無處容身。
近日，個別地產商也認同復建居屋，很多富豪的第二代也出來搞「香港精神大使」運動，與特區政府一起來鼓吹獅子山精神。連港英政府都不敢倡議市民捱苦忍惡的，香港富得「漏油」，卻呼籲人民捱苦忍惡，而不是過有尊嚴的快樂好日子，這不正是統治階級在自我侮辱麼？愚不可及。
政治方面，由於中共不能在香港直接統治，只能委託政治代理人，可惜不論是土共還是港英餘部都所託非人。以「打工權」為首的港英餘部「依法治港」，不屑於折衷運籌，為北京解困，反而附庸北京，一招「仙人指路」，將反對勢力指引去上環的中聯辦，借刀殺人。經濟政策則一味靠攏地產財閥，在公，則借助地產商為收稅吏（tax collector），以賣地充實政費，而且以樓房信貸栓緊中產階級；在私，則謀取退休之後的商業回饋。
至於民建聯，本來是勞工階級的代言人，可惜中共走資之後，不允許享有足夠的自由空間，土共不能維繫其中間身份，在議會又是功能組別富貴黨的同路人，土共的新一代愈來愈與富貴黨沒分別。如此，香港的勞苦大眾便失去中介人，要親自出頭抗爭了。
重建政治共識關鍵
老殖民政府統治意識已經過期了，腐臭了。市場基要主義（「自由市場」）、積極不干預、小政府大市場、家族自利論、獅子山精神，統統都過期，經不起新一代的理論驗證，也經不起實踐的考驗。
要打破香港的困局，路徑僅有一條：廢除功能組別。迫使資產階級直接參政，面對全民的選票考驗，資本家便會自行約束，為全局着想，至少是為整體資產階級繁榮着想，而不是為壟斷資本家集團着想。統治的政治共識，所謂ruling ideology，不能在研究所製造出來，也不能由北京欽定，只能在此地參政的不斷實踐之中，逐漸營建出來。當中，北京可以用人脈和資金影響結果，並且累積政治轉型的實地經驗，為中國將來的資本主義政治鋪路。什麼大功能組別、兩院制都沒用的。
直接廢除功能組別，是唯一拯救香港政治困局的方法。當然，不廢除，我也不上心，香港毀滅了，我也不介意。自己先進墳墓而已，中共跟在後頭，死了也是一家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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