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兩大「能吏」的獨白 - 陳雲

2010年4月20日 - 信報

建立理性，對話為先。精神病人最容易為外界分辨的，是無法與他人繼續對話，獨白是絕對有能力的。不論是集權政府還是民主政府，都須與群眾真誠對話，掌握民心，調整自身，否則只是一味獨白，自暴其醜。與民對話的另一好處，是將民眾拉入公共話語的建構過程，令人民感受到自己有份參與，而不是排斥在外。

港官的政治名分

可惜，近月香港政府的高官也許受了反高鐵的「八十後」一代的衝擊，作態追上時代，明明是喜歡真身示人的老一輩，也假扮新潮，當其宅男、宅女，開部落格（blog）、面書（facebook）之類。受了政治化妝師的叮囑，官員紛紛出來做「真情對話」、長篇演說以表明心迹之類。然則，真情不是真誠，心迹無謂表露，勉強為之，徒添笑話矣。

香港的公務員制度之中，「酷吏」絕少，循規蹈矩的「循吏」最多，擔待大任的「能吏」也有。能吏的命運差些，香港並無民主制度，能吏無民意授權，很多時只能單打獨鬥、自說自話。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港官非民選的閣員，又非北京欽定，更非革命黨坐天下，非驢非馬。勉強有個名分，就是「代京理政」、「代民攝政」。於主權而言，是代京理政，於施政而言，是「代民攝政」，直至普選的一日為止。可惜不是很多官員自知其名位不正而自我收斂，反而孤芳自賞，不可一世。

香港有兩大「能吏」，依照官場規矩，先從號稱「好打得」的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評起，再加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本年三月十七日立法會辯論降低舊樓的強制拍賣門檻時，民主派議員要求撤回或押後「強拍」公告，林鄭反駁，振振有詞，說「不要感性凌駕理性」。這是個源自曾蔭權的歪理了。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曾蔭權被黃毓民擲蕉之後，屈服民意擱置生果金審查，說出一句「感性反應蓋過理性討論」。人的感性是值得尊重和保護的，否則人就不成其人，而是畜牲了。

其次，感性與理性難以分解。要群體安居、要就業尊嚴，是感性要求，也是理性需要，情理混同，能截然二分麼？愛國主義，是最大的感性，政府能忽視麼？政治很大的任務，就是要處理感性的需要，並且設法調停而安頓之，而不是斥責之、壓制之。安置菜園村、安頓舊區小業主、照顧低薪小民，是文明社會的仁愛精神，是感性需要。強行分解理性與感性，貶斥人民的感性要求而高舉所謂理性精神來打壓，不但是狂妄，而且推卸政府責任。

林鄭當日在立法會的長篇演講，終結時引了朋友的鼓勵電郵，述說紀曉嵐與乾隆皇的對話：有一日，乾隆皇帝問能臣紀曉嵐：「卿在朝為官，讚譽者固多，詆毀者也不少，是甚麼緣故呢？」紀曉嵐聞言回答：「春雨如油，農夫喜其潤澤，行人卻厭惡其使道路泥濘難行；明月皎潔，才子佳人喜作玩賞，盜賊則厭惡其光亮而妨礙偷竊。天尚且不能盡如人意，況且臣乎？」乾隆皇帝聽後滿意。林鄭引述朋友之言，說「其實做人只要問心無愧，不亦樂乎」，她並以此自勉。

天可憐見，紀曉嵐的答話不知是來自歷史實錄還是電視編劇，總之混賬。行人不喜歡春雨，然而春雨令禾稼成長，最終也有利澤行人的。一得一失，只是假判斷。其次，為官者根本不應為明月之下難以得手的盜賊著想，正如港府應為弱勢社群和舊區貧弱業主和租客著想，而不應為地產商的暴利操心。林鄭獨白，引的明月與盜賊之喻，鬼拍後尾枕，真情流露也。

至於問心無愧，只是私德，為官是問責，不是問心。高官要做到的是秉公辦事，需要impersonal（無私），甚至detachment（抽離），良知溫情要做在事上，不是說在口上。要口頭向人民表明良心，只能在辭職明志之時。林鄭在立法會上自況是辦公「很上心」的人，恐怕是民之禍，而非民之福矣。

港府私有化的獨白

本年二月四日，曾俊華出席預算案新界西地區人士諮詢會開場發言，說他按照三個基本原則來審視政策及考慮措施。第一是務實穩定；第二是發展根基的原則；第三是社會責任：「作為對社會有承擔的政府，我會考慮合適的財政措施，建設優質社區，以及培育更關愛的社會，促進政府、商界及民間的合作，共同為香港發展出力。」

二月十日，曾俊華為社聯舉辦的「商界展關懷」嘉許典禮致辭，「呼籲各企業確實地履行企業公民的社會責任」。他應該分得出什麼是社會責任吧？社會責任（CSR）是企業向社會付出的責任，環保、工人福利、人道關懷等，是企業的額外仁愛。政府負擔的是必須的社會福利而非偶然的社會責任。曾俊華公然偷換概念，假造詞彙。目前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用的詞彙是「（建設）仁愛社會」／「關懷社會」、「進步社會」，「社會福利」絕口不提。不久，政府的「社會福利」一詞將會淡出，由社會責任取代，公共的政府成了私有的政府。

然則，這正是逐步實現的事。缺乏民主制衡和輿論監督之下，港府已日漸成為財閥和官僚的私產，公共決定愈來愈似商業決定。這些獨白愈讀愈見真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