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兩大「能吏」的獨白 - 陳雲

2010年4月20日 - 信報

建立理性，對話為先。精神病人最容易為外界分辨的，是無法與他人繼續對話，獨白是絕對有能力的。不論是集權政府還是民主政府，都須與群眾真誠對話，掌握民心，調整自身，否則只是一味獨白，自暴其醜。與民對話的另一好處，是將民眾拉入公共話語的建構過程，令人民感受到自己有份參與，而不是排斥在外。

港官的政治名分

可惜，近月香港政府的高官也許受了反高鐵的「八十後」一代的衝擊，作態追上時代，明明是喜歡真身示人的老一輩，也假扮新潮，當其宅男、宅女，開部落格（blog）、面書（facebook）之類。受了政治化妝師的叮囑，官員紛紛出來做「真情對話」、長篇演說以表明心迹之類。然則，真情不是真誠，心迹無謂表露，勉強為之，徒添笑話矣。

香港的公務員制度之中，「酷吏」絕少，循規蹈矩的「循吏」最多，擔待大任的「能吏」也有。能吏的命運差些，香港並無民主制度，能吏無民意授權，很多時只能單打獨鬥、自說自話。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港官非民選的閣員，又非北京欽定，更非革命黨坐天下，非驢非馬。勉強有個名分，就是「代京理政」、「代民攝政」。於主權而言，是代京理政，於施政而言，是「代民攝政」，直至普選的一日為止。可惜不是很多官員自知其名位不正而自我收斂，反而孤芳自賞，不可一世。

香港有兩大「能吏」，依照官場規矩，先從號稱「好打得」的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評起，再加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本年三月十七日立法會辯論降低舊樓的強制拍賣門檻時，民主派議員要求撤回或押後「強拍」公告，林鄭反駁，振振有詞，說「不要感性凌駕理性」。這是個源自曾蔭權的歪理了。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曾蔭權被黃毓民擲蕉之後，屈服民意擱置生果金審查，說出一句「感性反應蓋過理性討論」。人的感性是值得尊重和保護的，否則人就不成其人，而是畜牲了。

其次，感性與理性難以分解。要群體安居、要就業尊嚴，是感性要求，也是理性需要，情理混同，能截然二分麼？愛國主義，是最大的感性，政府能忽視麼？政治很大的任務，就是要處理感性的需要，並且設法調停而安頓之，而不是斥責之、壓制之。安置菜園村、安頓舊區小業主、照顧低薪小民，是文明社會的仁愛精神，是感性需要。強行分解理性與感性，貶斥人民的感性要求而高舉所謂理性精神來打壓，不但是狂妄，而且推卸政府責任。

林鄭當日在立法會的長篇演講，終結時引了朋友的鼓勵電郵，述說紀曉嵐與乾隆皇的對話：有一日，乾隆皇帝問能臣紀曉嵐：「卿在朝為官，讚譽者固多，詆毀者也不少，是甚麼緣故呢？」紀曉嵐聞言回答：「春雨如油，農夫喜其潤澤，行人卻厭惡其使道路泥濘難行；明月皎潔，才子佳人喜作玩賞，盜賊則厭惡其光亮而妨礙偷竊。天尚且不能盡如人意，況且臣乎？」乾隆皇帝聽後滿意。林鄭引述朋友之言，說「其實做人只要問心無愧，不亦樂乎」，她並以此自勉。

天可憐見，紀曉嵐的答話不知是來自歷史實錄還是電視編劇，總之混賬。行人不喜歡春雨，然而春雨令禾稼成長，最終也有利澤行人的。一得一失，只是假判斷。其次，為官者根本不應為明月之下難以得手的盜賊著想，正如港府應為弱勢社群和舊區貧弱業主和租客著想，而不應為地產商的暴利操心。林鄭獨白，引的明月與盜賊之喻，鬼拍後尾枕，真情流露也。

至於問心無愧，只是私德，為官是問責，不是問心。高官要做到的是秉公辦事，需要impersonal（無私），甚至detachment（抽離），良知溫情要做在事上，不是說在口上。要口頭向人民表明良心，只能在辭職明志之時。林鄭在立法會上自況是辦公「很上心」的人，恐怕是民之禍，而非民之福矣。

港府私有化的獨白

本年二月四日，曾俊華出席預算案新界西地區人士諮詢會開場發言，說他按照三個基本原則來審視政策及考慮措施。第一是務實穩定；第二是發展根基的原則；第三是社會責任：「作為對社會有承擔的政府，我會考慮合適的財政措施，建設優質社區，以及培育更關愛的社會，促進政府、商界及民間的合作，共同為香港發展出力。」

二月十日，曾俊華為社聯舉辦的「商界展關懷」嘉許典禮致辭，「呼籲各企業確實地履行企業公民的社會責任」。他應該分得出什麼是社會責任吧？社會責任（CSR）是企業向社會付出的責任，環保、工人福利、人道關懷等，是企業的額外仁愛。政府負擔的是必須的社會福利而非偶然的社會責任。曾俊華公然偷換概念，假造詞彙。目前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用的詞彙是「（建設）仁愛社會」／「關懷社會」、「進步社會」，「社會福利」絕口不提。不久，政府的「社會福利」一詞將會淡出，由社會責任取代，公共的政府成了私有的政府。

然則，這正是逐步實現的事。缺乏民主制衡和輿論監督之下，港府已日漸成為財閥和官僚的私產，公共決定愈來愈似商業決定。這些獨白愈讀愈見真章了。

香港的「代理政治」困局 - 陳雲

2010年4月13日

回歸以來，北京多次暗示港府解決「深層次」矛盾，呼喊團結為經濟、依法治港無效，樹立中央治港第二班子以及賦予港區人大政協諮議港政的倡議也落空了。香港依然貧富敵對，上下離心。

今年元旦遊行，以巴勒斯坦頸巾蒙面的少年，高舉抗議牌，說「這是一個警告： 我們對狗官沒有耐性，已準備暴動及流血。」一月初，反高鐵的抗議標語之中，年輕人四處張貼標語：「你已經不是我們的政府了。」上星期三，學者分析中大亞太研究中心公布的香港社會和諧調查結果，說香港有暝百分之二十五點九或一百五十三萬人已不抗拒激烈鬥爭，甚至準備暴動。接通此地社會脈搏的人，看了應是毫不為奇吧。

北京不能直接統治

香港有法治傳統和中華文化的仁厚根底，加上高地價政策的奴民政治，香港政府很容易混日子，但香港無法長治久安，民生困厄和民怨爆炸的日子愈來愈近。當然，危機還不至於在「打工權」的任內爆發。香港的困局，北京不能直接干預，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直接統治香港，黨委系統明顯化，香港將成為影響中央政治的強而有力的地方政府，上海幫之外多了一個香港幫，香港又與西方的關係盤根錯節，將大大干擾中央政治。而且，到底現在不是「解放」前的上海，香港人的生活方式牢固，也不能隨便封鎖言論，鎮壓異己。統治香港只能用一國兩制，委任代理人（proxy）統治，在政治上保險，在經濟上有利。

可惜，當前香港正落入困局，但比中國好，中國落入的是死局。中國的死局在於政治，除非香港的政治困局解決，引領中國前進，否則中國永遠不會有憲政民主與社會團結。理性而言，中共需要一國兩制，多於香港需要一國兩制。

中國愛護香港，應是出於自利，而不應是出於憐惜。在這幾十年的過渡期，沒有一國兩制，香港當然會根基盡毀，但中共也將陪葬。

政治鬥爭往往是非理性的、荒謬的，其實最佳的反共之法，正是包括我在內的異議者鴉雀無聲，任由中共的代理人在此地為所欲為，將香港的困局惡化，變為死局，毀滅香港，令中共失去緩衝和試驗的地區，直接面對各種政治經濟的內外挑戰。看官，在各種中國的蹩腳代理人的盲動之下，這一天愈來愈近了。

無能的政治代辦

香港的經濟仍居於中國產值鏈的上游，而且以金融和房地產投資奪取大陸的人才和錢財，大陸也只能默許，反正這些錢和人不去香港，就去美國。可惜，這些浮財並不令平民得利，反而因高地價而百業受害。香港的問題在於財閥壟斷過分，而且不受民主政治或民主立法的制衡，以致資本以非理性的方式擴張，終於殺雞取卵，毀滅其生存根基。雖然前幾年財閥經常威脅撤資，但可以斷言，沒了香港，這些土資本家無處容身。

近日，個別地產商也認同復建居屋，很多富豪的第二代也出來搞「香港精神大使」運動，與特區政府一起來鼓吹獅子山精神。連港英政府都不敢倡議市民捱苦忍惡的，香港富得「漏油」，卻呼籲人民捱苦忍惡，而不是過有尊嚴的快樂好日子，這不正是統治階級在自我侮辱麼？愚不可及。

政治方面，由於中共不能在香港直接統治，只能委託政治代理人，可惜不論是土共還是港英餘部都所託非人。以「打工權」為首的港英餘部「依法治港」，不屑於折衷運籌，為北京解困，反而附庸北京，一招「仙人指路」，將反對勢力指引去上環的中聯辦，借刀殺人。經濟政策則一味靠攏地產財閥，在公，則借助地產商為收稅吏（tax collector），以賣地充實政費，而且以樓房信貸栓緊中產階級；在私，則謀取退休之後的商業回饋。

至於民建聯，本來是勞工階級的代言人，可惜中共走資之後，不允許享有足夠的自由空間，土共不能維繫其中間身份，在議會又是功能組別富貴黨的同路人，土共的新一代愈來愈與富貴黨沒分別。如此，香港的勞苦大眾便失去中介人，要親自出頭抗爭了。

重建政治共識關鍵

老殖民政府統治意識已經過期了，腐臭了。市場基要主義（「自由市場」）、積極不干預、小政府大市場、家族自利論、獅子山精神，統統都過期，經不起新一代的理論驗證，也經不起實踐的考驗。

要打破香港的困局，路徑僅有一條：廢除功能組別。迫使資產階級直接參政，面對全民的選票考驗，資本家便會自行約束，為全局着想，至少是為整體資產階級繁榮着想，而不是為壟斷資本家集團着想。統治的政治共識，所謂ruling ideology，不能在研究所製造出來，也不能由北京欽定，只能在此地參政的不斷實踐之中，逐漸營建出來。當中，北京可以用人脈和資金影響結果，並且累積政治轉型的實地經驗，為中國將來的資本主義政治鋪路。什麼大功能組別、兩院制都沒用的。

直接廢除功能組別，是唯一拯救香港政治困局的方法。當然，不廢除，我也不上心，香港毀滅了，我也不介意。自己先進墳墓而已，中共跟在後頭，死了也是一家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