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郭艷明從善如流．望李嘉誠實隨口至 - 練乙錚

今天《氣短集》頗長氣。第一節講《信報》刪改、抽起我的文章，但重要的是探討編輯工作的一些原則。第二節論應該怎樣評判李嘉誠。歡迎各方回應。

一、總編輯的工作

《信報》似乎從善如流。早前同文錢志健對編輯部向他提的要求表達了異議之後，錢兄得以保留其風格，繼續在投資版寫專欄。上周，副刊版作者陳嘉銘教授不滿版面編輯要求他調低文章的「火力」之後，陳文原封不動刊出。關於後者，總編輯郭艷明有解說，認為編輯與作者之間有意見不同而互動很正常。郭女士這個觀點，無論是作為一個一般原則還是在《信報》的實踐，都值得討論，筆者亦以本人不久前與郭女士的一次同性質互動為例，希望有助各方理解上述事件，更希望整個《信報》編輯部深思。

作為一般原則， 「編輯與作者之間有意見不同而互動很正常」無疑是對的。在一些技術性的問題上，編輯的提問和意見，往往有助作者改善作品；筆者多次身受其益，故有此看法。但是，在一些風格和文章的本體論述方面，互動全然不必，抽稿更非上策，除非文章明顯觸及法律或社會道德底線，或是越過了報紙一直以來選取的更嚴格風尚標準。

上述原則還應有一重要補充：「互動愈少愈好」。描述報紙與作者、讀者之間的關係，筆者用過一個比喻：報紙東主提供一個人工沉降體，放在海裏之後，作者好比依附在沉降體上面的珊瑚等寄生物，讀者就像魚群，受這些寄生物吸引前來吸食所提供的養分；寄生物色彩愈多愈斑斕，前來的魚群就愈多。但是，如果編輯事事與作者「互動」而作者每「言聽計從」，不同的養分就要減少，珊瑚就要褪色，魚群看到的，愈發只是沉降體本身，哪有不掉頭而去之理？互動過多，對報紙是不好的。

下面談談《信報》編輯部未經筆者同意，刪改、抽起筆者文稿的一個突出例子。這個事例，是筆者替《信報》寫文章二十多年來的第一次，只在新聞界的朋友小圈子裏談論過，今天才公開講。

事涉去年11月7日拙文《林煥記茶餐廳背後的六千頁解釋》，談論的是當時發生不久、政府剔走港視不予發牌那件事。文章發表同日，筆者收到郭女士一封電郵，告訴筆者因為聯絡不上，已同意文章見報，不過「省略閣下文章中一部分字眼」。下面引文的楷體部分就是刪除的關鍵段落，其餘是上文下理：

「政府的辯詞裏，最乏理的環節有兩個，其一就是認為港視的財力薄弱（跟着的七百字論述為什麼財力不可能是港視『死因』沒有抽起）……；然而，筆者不相信顧問公司和政府裏頭沒有比較理性的聲音指出過這些顯淺但重要的經濟考慮，只不過特府領導層視之而不願見、聽之而不欲聞而已。

「為何如此，原因不外兩者，一是北京一直干預、主導發牌決策，一是「三挑二」決策者的後面隱藏着不法的利益輸送——有領導層的人涉貪。按表面徵象，筆者認為是後者居多，而有關方面應該徹底追查【註2】……

「【註2】近有親共議員多次慫恿王維基買下亞視，或是一條線索，反映北京此前或未有以維穩等政治動機積極介入主導發牌決策過程（註文亦刪去，是技術性操作）。」

關於此事，輿論一直聚焦「三挑二」背後的政治動機，但大家只要回想事件裏的重要事實，當知如果發生在其他沒有類似政治問題的地方，第一大嫌疑便是發牌機構搞利益輸送、涉貪。在香港，高層官員、行會成員涉貪或非法金融活動，已非不可想像。

評論員的一個重要職責，就是指出重要、卻為社會忽略的觀點並作判斷；中國古代有所謂「拾遺」、「補闕」，都是皇帝身邊的官，擔負的就是這個職責（史上最有名的「拾遺」，就是杜甫、陳子昂）。筆者寫上面的一段文字，正正是自覺負起這評論員的「拾遺」工作，指出除了政治干預之外，還有涉貪的可能性。

次日，郭女士給我解釋： 「本人百分之二百尊重閣下的評論觀點，惟本人在職責上也須守護《信報》，並盡可能在作者的抒發指數與《信報》的安全指數之間取個平衡。經諮詢法律意見，律師初步認為，閣下指『決策者的後面隱藏着不法的利益輸送，有領導層的人涉貪』，論述略嫌空泛，表面證據似乎薄弱，若堅持鋪陳這論點，《信報》要有信心練先生已做足查證工夫」。

筆者無法同意郭女士這個觀點、她的初步法律意見，以及她對文章採取的行動（整段刪除太過分）。筆者不是CID 或ICAC，文章按已知事實和道理提出疑點之餘，只能要求有關方面查證；後者恰好說明筆者的文字不含所謂的「knowing or reckless disregardfor the truth」，而且事關公益，不可能構成對公眾人物的誹謗。昔往《信報》文人辦報，時刻要守住赤字底線，尚且敢於打官司（當年筆者以百分百外行人身份接手主編《信報》，老闆沒有先替筆者上「法律課」）；今天的《信報》面對權力，若安全系數要得太高，結果反而會失去一個「信」字，編輯工作就更加難做了。我們同樣愛護《信報》，但有些方式是弄巧反拙。

筆者並非凡事寸土必爭、一字不讓的寫作人，尤其在同事、友儕之間。編輯有意見，就算筆者不同意，只要對方說出幾分道理，筆者可讓就讓，不想耽擱編輯的緊張工作時間；《信報》的幾位評論版編輯，對此當有一些體會。上述事件裏，刪改後的文章見報在先，筆者知情在後，更無從挽回；念郭女士上任未久，千頭萬緒之際，判斷或有差池——筆者當年也有同樣經驗，所以推己及人，幾通電郵之後，就按下不表，亦請知道的朋友稍安毋躁，給總編輯留餘地。不幸，之後還有錢、陳兩位的類似經驗。不過，之前抽起的那段文字今天總算在本文「見報」，《信報》又一次從善如流，筆者更無謂爭拗，只是拿出來給公眾討論，大學法律系的同學也可用來做案例研究的素材，總之希望大家對事不對人，討論結果給郭女士也給筆者作更全面的參考。公器裏的公益事，始終不宜私了。

無巧不成話， 天窗出版社正在與《信報》洽談出版筆者的一本文章集，而《信報》編輯部要求把三篇「敏感」文章扣起【註1】。其實，那些文章都是年來刊登過的，轉載版不計其數，在FB 等社交網絡上傳閱了不知多少次，還有什麼「敏感」可言呢？所以，這次筆者個人覺得不必計較，如果堅持要扣起，筆者也不會為此糾纏，不如把精力放在替《信報》寫新的文章上面；但站在公益立場，還是希望《信報》編輯部給那三篇文章放行，別讓壓力把本來有的言論空間收窄。

二、我怎樣看誠哥

筆者沒有正式談論過李嘉誠。同文陳嘉銘在他的文章裏談過，卻鬧出風波。筆者趁風尾，也談談個人對李嘉誠的看法。議論人物兩三千字絕對不夠，這裏更多是提出一個框架。

陳嘉銘文章（下稱陳文）所持觀點，在香港無疑有「廣泛代表性」，尤其在勞工界和社運左翼當中；能否反映多數港人觀點，筆者不敢說，要留待鍾民調的權威數據顯示【註2】。然而，筆者不同意陳文的觀點；其中提及李氏的一些講話內容，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讀。李氏固有可批評處，包括他的一些營商手法，但那要放在適當場景裏比較。

如果我們接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則李嘉誠不僅在香港，就是放到世界上任何重法治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他也起碼是一個合格的資本家。再者，如果大家承認資本主義對人類有淨貢獻，那麼，在香港的資本家當中，論這種貢獻，無人出李氏之右。香港在國際上的聲譽，很重要一部分也是他替港人掙回來的；因此，筆者早前提議，本土朋友若須樹立各種圖騰， 「李嘉誠」絕對應該是一個。

有人說：對比百佳賣油魚、和黃壓低工資、日康「心曠神怡」，北歐的資本家對工人對社會好得多。但北歐是另一種體制；李氏若到那裏投資，經營手法定必更改，以適應當地法律和競爭規矩。他的公司要繳交更高利得稅，要有更先進的排污設備，更嚴格的食衞標準，更少瑕疵的樓房，更好的員工福利，等等。總之，一切要與當地其他業者大致看齊，而關鍵在體制，因為所有商業競爭都是在體制允許的價質比底線附近進行的。

也有人說，李嘉誠消滅了小生意，堵塞了草根的上進機會（陳文指李氏「消滅了平民生活」）。話說對了一半。但這樣說，也許忘記了（稍微左傾）經濟學家熊彼得的深刻論述：資本主義是一個創造性毀滅過程。新科技新意念改變生產形態，舊經濟必然消失；過程中，不同人有得有失。話分兩頭講。

大企業消滅小生意，是籠統說法。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小生意始終有一席位，除非大企業要自身縱橫向完全整合，但那並非最高效；大企業於是只抓核心業務，其他靠外求，甚至把一些業務外判，中小企便有生存空間。這好比一個一般家庭，醫護、教育等服務泰半假諸外求，家頭細務外判給印菲傭。事實上，經濟學家知道，每一個發展階段，市場經濟都有一個相應的企業規模大小分布，而隨着人均收入增加，這個分布朝大企業數目佔較高比例的方向轉移。企業追求利潤的動機不變，小生意佔的比例也會逐漸減少，並不需要「資本家愈來愈貪婪」這種無法證實的前提。為說明這個觀察到的規律，經濟學家Robert E. Lucas, Jr 於1978 年提出經典解釋，理論與香港四十年來的事實吻合【註3】。某個比例的小生意消失，是自然趨勢，首富無論是李嘉誠還是張嘉誠黃嘉誠，都一樣會發生；是好是壞，牽涉主觀價值、意識形態。

上進模式，也因經濟形態和發展階段而異。中國古代，上進就是考科舉當官。工業發展初期，上進不外進工廠、當小販。正規教育較為普及了，就靠讀書取文憑，畢業後到企業裏爬升，或掌握技術自己辦小廠；更高階段的話，或是進大學、研究院，畢業後到大企業服務，或是走大大小小Steve Jobs、Zuckerberg、Jan Koum 的出奇制勝路。你在大陸，你就按小朋友的理想當個貪官，機會最好。

五十年前，中產年輕人若要學音樂、學打球、學理髮，會給父母罵得半死，但現在學那些技藝，一樣可以謀生、發展，門路比以前多得多。說老實，老一輩當年搞要「走鬼」的小生意，並無多大上進機會；能夠上進的是他們的下一代，餬口之餘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往上爬，回過頭來供得起父母過中產生活養老。低下階層分兩代向上爬的機會，香港從來不缺。再說，若是筆者老母當年是個濕市的小魚販，到了八十年代還得幹的話，筆者百般寧願她到百佳惠康的海鮮部當個受薪的「阿姐」，那何嘗不是一條活路？我們不必為了批判現實而把往日貧苦人的生活浪漫化。

讀到這裏，大家可以看出，筆者並非「捍衞」李嘉誠，而是「捍衞」一個有法治的資本主義社會。在這種社會裏，守法經營而有所成就的資本家，都大體無咎。有咎，主要在於制度。一切改革，也只能從改變制度底線入手；把矛頭指向個別資本家牟利去得太盡，終無大效。認識到這點，對李氏個人的評價和批評，就有了方向：除了經濟事，更看他對社會、對政治的貢獻。

李嘉誠以身家三分一搞慈善，在文教醫療方面有成績，比很多其他資本家好，對社會這些方面的貢獻是沒說的。在政治方面，則或有兩個批評。

香港資本家當中，以他對民主的態度最正面。他說過「喜歡在民主國家投資」，因為有法可依，政府政策不會朝令夕改。那是在商言商，不代表他個人喜歡民主，但起碼講出了民主的一個優點，不像有些資本家聽到民主就開罵。然而，李氏在全世界幾十個民主國家投資，直接享盡民主好處，有沒有回饋過民主事業呢？沒有的話， 「喜歡民主」只不過是喜歡「吃民主」而已。有些人喜歡餅，就把餅做大，自己吃，人家也有得吃；有些人喜歡餅，就光坐着吃人家做的餅。

此外，李嘉誠說過，不反對政府提高利得稅，以支持一些有意義、非民粹的津貼開支，幫助有志的人上進。但大家都知道，光說不做，稅制不會自動就改。李氏有沒有實際行動，謀求實現那種非民粹、適當高的稅率和資源再分配呢？例如，有沒有在他的資本家朋友圈、政團、商會裏，積極推銷這個想法，並聯同有實力的支持者，向政界建議立法實現有關的稅制改革？如果只是說說而已，那就不如不說，省得有口惠而實不至之嫌。

這兩方面的工作都需要超乎常人的力。李氏早年想過從政，今天在這些方面發功，一遂平生志，為時未晚。

上述想法，可視作筆者對李氏評價的一個起點。至於其他只懂趨炎附勢、悶聲大發財的資本家，筆者就不必去批評了。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今天大家都知道，還要有制度改革，才能走近目標。因此，筆者對李嘉誠先生是有期望的。

後記：《信報》一直以來給我優厚的寫作條件，心意當然是為了讓我竭盡所能、本着我自己的價值與良知為大眾發言。我今天做的，如同往日，都是按此心意去做。

《氣短集》之三十二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即2012 年3 月至今《信報》刊出的題含「紅」、「黑」這兩個忌諱字的三篇文章。何必整篇抽起？這個時勢，剔除幾個敏感顏色字然後放行，筆者也會欣然接受。

【註2】陳嘉銘文章：http://thehousenews.com/politics/我被信報抽稿/

【註3】Lucas 論文免費閱讀： http://faculty.wcas.northwestern.edu/~lchrist/papers/lucas.

pdf；可跳過第四至七節含數學部分，只看頭尾的文字論述。

練乙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