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0日星期二

為何應定較高的最低工資

林行止@信報

2010年7月20日


醞釀經年、辯論多時的《最低工資條例》,去周末終於為立法會通過;至於「最低工資」究竟是多少,有待行政部門敲定。有問何以筆者對此「歷史性經濟立法」不作一文,答案是過去寫之已屢,正反雙方的意見都有所觸及,有關「經濟學文獻」亦幾乎沒有未曾提過,因此提不起勁加入「戰團」。一句話,從實證(Positive)角度看,任何硬性規範市場活動的立法,在香港這個崇尚自由的社會,都是反動不可行;但看香港社會現實,以經濟學的規範(Normative)方法,則可能得出非立法定出最低工資不可的結論,而這種結論,筆者認為是「適時」的。為什麼筆者會作出這種違反經濟學原理的價值判斷?答案是香港社會愈來愈不公平,雖然「不公平」是驅動社會進步、刺激經濟向前的原動力,但在社會貧富兩極化已趨極端而且大企業佔盡優勢的現在,不以立法手段平民憤,恐怕會種下更深的禍根。

大體可以這樣劃分,在《信報》前三十年,筆者義無反顧地維護具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僅追隨先進文友,不甘後人積極地把西方有關學說引介給本地讀者,在壯大此間資本家演變至後來有點強取豪奪的生意經營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近年香港社會上上下下已為資本家控制,經營環境自由盡失,資本家的醜陋面貌早於無意間流露,他們不為幾乎是世界最少稅項和最低稅率以及不徵收遺產稅而「感恩」(當然不是要他們「還神」而是應多做慈善捐獻;香港公司稅率百分之十六點五,世界最低;個人入息最低稅率則為瑞士的百分之十三點二〔香港百分之十五〕;中國企業稅百分之二十五,個人入息稅率累進,由百分之五至四十五),反而憑藉坐大的財勢,不惜出盡合法欺詐手段榨取最大利潤……。潘慧嫻女士剛出版的《地產霸權》(天窗出版社),就物業發展部分,寫得不算深入,意見不見銳利,惟分析「地產商跨行業壟斷」,資料翔實詳盡、評論鞭辟入裏。資本主義制度的一項特色是企業經營有虧有贏、有賺有蝕,便如有天堂必有地獄,可是,香港與民生有關的事業,若非政府由「獨賣」便為財閥壟斷,經營不善面臨虧損便可疏通立法會加費加價甚至破天荒地要政府撥款資助;「功能組別」議員在這類事務上「充分合作」,發揮了保證香港資本家只能賺錢不可蝕本的「功能」。

在幾乎所有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地區,與民生息息相關的企業—如公用公司—都只能賺取和債券孳息不相伯仲的利潤,由於不能經營有困難便加價,更多時候的虧損,則由當局撥款而非藉提高票價彌補,這樣做當然不符合經濟學原理,卻是比較公道且為對低入息階層的體恤,因為當局所撥款項,來自實行累進稅制資本家及高入息階層作較大貢獻的稅入,那等於「劫」富濟貧,保守派經濟學家雖然嘖有煩言,惟此舉足以消減部分社會怨氣、保持「社會和諧」。香港的情況完全相反,別說虧損,盈利率不理想(未達專利法規定的比率),資本家便公然要立法會准其加價加費……,要知道,在保持低直接稅率(企業及個人)的同時,香港有多如牛毛的間接稅—貧富交納統一稅率的稅,窮人同時要繳交和富裕階級相同的電費水費煤氣費。

太多法定的專利和財雄勢大的無形壟斷,令香港的商業競爭只存在很低如街邊小販(如果尚未為超市趕絕的話)的層次,根本上香港已失去自由市場競爭的活力(還說什麼實施最低工資令香港自由失色!),這樣的「營商環境」,會使資本主義香港慢慢退化;而與此同時,「社會負擔」則不斷加諸香港低下階層肩上;他們的收入僅堪糊口,可是,所有加價加費以至五花八門的間接稅都衝着他們而來,在這種情形下,你還能不要求把「最低」工資定在勞工團體定下的水平嗎?

反對最低工資的陳腔濫調是那會製造失業(資方付不起最低工資少請工人甚至結業),然而,美國經濟學家的證實研究已指出不一定會如此,香港會否這樣,筆者不敢斷言,但相信值得一試。因為退一步看,工資支出上升,資本家不得不設法提高效率、促進生產力;另一方面,收取最低工資者亦得不斷改進工作效能、提高服務質素,以免被認為物無所值而被淘汰。作最壞打算,假如因為落實最低工資而引致大規模失業,當局只有收緊外勞政策,商舖相繼結束的結果是物業租值相應下降。這對長遠發展不一定是壞事。

引進一種「歷史性」政策變革,必會導致激烈爭論;由於一地有一地的特殊情況和民情,因此不能援引外國先例,行最低工資後對香港有何影響,大家只能靜觀其變、設法因應。目前的情況是,百物騰貴低下階層民不聊生,定下「較高」的最低工資,應是最具「社會和諧」效應的策略。

去周五《經濟學人》發表論香港經濟前世今生的長文〈實驗的終結〉( 「投資者日記」翌日摘要譯出,工作效率之高,十分難得),歷數殖民者留下的「自由」相繼失去,香港快成為佛利民的「失樂園」……。事實上,「自由放任」的好處已隨英國人歸國而告一段落,那並非英國人深謀遠慮的安排,而是一種政策行之太久必生破壞性副作用,便如貫徹財政政策日久惡性通脹必至,落實自由放任學說日久則財閥坐大且貧富兩極深化。凱恩斯不可捧為偶像,佛利民亦不是神仙;自由放任實驗終結,絕非香港末日。香港有序地走向真正公平的社會,相信更能順利地和中國合軌!

「西哲」說年輕人大多傾向社會主義,成熟後大都成為資本主義信徒。筆者的思想歷程剛相反;這三四十年看到太多不公平現象,思想自然微微向左傾斜!

2010年7月13日星期二

笑談快樂抗爭

2010年7月13日 @信報

陳雲

弱勢群體抗爭的理論和策略,是由行事的民眾以其心智及身力實踐出來的,事後可略作概括。法無定則,快樂抗爭不是某群人構思出來的理論,而是民眾的實踐智慧。這裏先談一下快樂抗爭的本地社會條件,娛樂大家,消暑解悶,下次再談政治鬥爭的心性修養。

勞動人民有智慧

毛主席教導我們,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勞動人民聰明得很,抗爭的方法,信手拈來,無師自通。勞動群眾力量大,他們不爭,是強忍而已;真忍不住了,要爭起來,力量如洪水決堤,惡霸都要讓路。

五月二十八日,三名街市攤販在清水灣道爬上天橋,展示抗議橫額,警察封路戒備,消防員鋪好救生氣墊,一人悲情跳橋。 六月二十一日,九百名街市攤販上街抗議食環署縮短街市攤檔租約(由三年減到一年)及取消續租權及親屬繼承權。攤販不知道八十後的快樂抗爭方法,也不知道中環交通負荷已超越臨界點這個死穴,但他們只知道在中環的皇后大道中的交通要道坐下不走,便可耗損政府,顯示實力。在夏日燙熱的馬路上聲稱身體不適,「乘涼」一個半小時,擺龍門陣笑談家常,在繁忙時間引致交通擠塞,事後和平散去,但政府領教過了,知道自己輸不起,便要恢復談判街市租約,不敢像領匯一樣,趕絕小企業主。

攤販在夏日熱馬路上乘涼個半小時,八十後青年捧着穀米在石地上苦行跪拜好幾日,是什麼心情,是快樂還是不快樂?很難說。但心境不平靜,肯定做不到這些抗議行為。心境平靜,是快樂之始,也是抗爭成功之本。每次都可心境平靜,與同道組成團隊抗爭,不須組織發號施令,人人自由散漫,但自動走位,靈活合作,型男索女身段優美,言談有知識,標語文藝,圍觀民眾賞心悅目,有得學有得玩。抗爭者瞄準對方死穴,以小博大,發揮成本效益,這豈不是有點像巴西的「快樂足球」麼?

警察斯文有原因

上述這群攤販,在某些商家眼中,確是貪得無厭的「刁民」了,對於這些刁民,連帶那些示威青年,香港警察當然可以拳腳交加、棍棒齊飛,甚至鳴槍驅趕,猶如某些評論人眼中的美國警察所為。香港警察個個威猛,無疑可以恢復當年威利警司的作風,不能學威利,非不為也,是不能也。授權或縱容警察毆打示威者,除了激發起示威者行動升級或沉潛抗爭之外,更要同時容忍警察意氣風發,雄踞一方,貪污受賄,包庇黑幫,有如大陸的情況。七十年代,香港警察以棍棒毆打示威者的同時,警察也持槍衝上廉政公署搗亂,毆打職員,迫使港督特赦以前的貪污罪。港英要警察斯文有禮,服從執法綱領和行動守則,除了建設金融城市所必須的司法公正和公共安寧之外,也是為了馴化警權,以文伏武。很多商家誇誇其談,指責香港警察鎮壓示威不力,根本不知何謂政術。

六七十年代,香港人口三四百萬,經濟多元化,社會的生存空間廣闊,警察即使粗暴執法,引來示威者激烈回應,甚至爆發騷亂,社會耗損不大,情況如今日的大陸一樣。加上當年香港民眾各有生計和上進之路,渴求和平發展,心裡支持港英鎮壓「暴徒」。現在低下階層處於上進無望之態,青年無所事事,萬一發生暴動,窮人支持穩定還是默許暴亂,真很難說。

香港政府有死穴

目前香港工農式微,經濟獨沽一味,以資訊流通、法治、社會安寧及高效服務吸引外人來此投資及花費。加上此地的人口壓力早已超過臨界點,政治經濟過分集中在中環一帶,即使是消極耗損式的公民抗爭行動,只要曠日持久,也足以迫使政府屈服。特別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後,政府奉行新自由主義,實施公共服務改革,裁汰多餘,外判工作,肥上瘦下,攤薄官府權威,前線人員疲於奔命,士氣低落,掏空官僚的機動反應的剩餘精力和迴旋空間(德文的Spielraum)。在冗員眾多而官府應急空間充沛的六七十年代,暴動應付自如,但目前香港暴動的話,醫院、機動警員、拘留所、監獄、司法檔期根本不足以應付。當然,也可因陋就簡,快速檢控和粗暴監禁,但金融中心的聲譽勢將毀於一旦。大陸人目睹執法標準降低,也不必來香港投資定居和尋找安樂消費了。

香港不是美國,可以不假外求,香港打開大門,食的是四方飯,香港警察執法斯文,外地人也很受落。這是大家都珍惜的香港謀生大局,然而官商勾結,小市民無立錐之地,財閥和政府也不珍惜大局的時候,小市民又有什麼必要去奉陪呢?

機會成本不對稱

過去示威者也許懼怕留下案底,難有大企業聘用,但現在人浮於事,大公司的聘用新人的條件苛刻,連中年人的老臣子也職位不保,誰會「珍惜羽毛」呢?假若政府強橫執法,自損司法制度的道德基礎,則政治犯罪便成為人民英雄,成為「負成本」,有賺了,在社運鬧出名堂,累積經驗,反而有助拓展事業。以機會成本而言,比起快樂示威的青年,政府和商家的機會成本高很多,根本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政府是心知肚明的,因此要猛力壓制在萌芽狀態,以免一輸到底。政府採取各種滋擾措施來遏止示威,一退再退,卻不敢採取棍棒武力,可見政府無險可守。

抗爭當然有時要暴力要激情,特別是應付暴政。然而,港府仍非暴政,國際情勢和中共也不容港府行使暴政。香港是中外緩衝之地,也是中共學習現代管治經驗、與國際社會接觸和挽留大陸逃逸資本之地,高效政府和溫柔政治,本來是此地最適宜的政術,只是曾蔭權不得其法,而且縱容地產財閥剝削,將港人之資財輸送予政治忠誠不明的地產商,才引起民怨沸騰,也令中共警惕。

民生問題引致的民怨,是目前抗爭的主因。政治引起的民怨,卻不緊迫。民主牽涉主權,民主政治必須要有主權意識的支持,故此中國民主的主戰場在內地,不在香港。以現實政治而言,只要港府顧全自由和均富,香港的民主足以監察政府施政和保證言論自由便夠了。香港只須快樂抗爭,溫柔革命,保住憲政共和的開頭和完結便可,中間的部分,留待大陸同胞去做,而陣痛期間的亂局,如中美雙方協商妥當,香港也執政有術,便可以接收大陸的逃逸資本和人才,充實地方建設,成為民主中國的首善之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