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2日@信報
與股票談戀愛，今時今日，這種投資策略肯定累死全家。看官，這隻股票，名叫功能組別，聲譽日貶，臭不可聞，而民主黨卻認為可以趁低吸納，於是將自己的政黨信譽押上，建議新增的區議員功能組別用市民直選的方法選出，企圖混入三兩個直選的泛民進入功能組別，溝淡功能組別的構成，以便他日「量變到質變」，投票將功能組別取消，立法會全面直選。
與爛股票談戀愛
民主黨的修改建議，用市民一人一票的方式，實質是將功能組別合法化了。新增的區議會議席，提名權和參選權都不在市民手上，市民只有投票權，這並非全部的選舉權利，而區議員在功能組別的份額多了之後，反過來增加了功能組別的合法性。
工商派的功能議員便振振有詞，說功能組別也有一人一票選舉的，有區域選舉的合法性，提供區域事務的意見，與工商界的專業事務意見，恰好維持均衡參議和傳達民意的功能。這在一般市民而言，是難以辯駁的說辭。
民主黨叫這做務實。共產黨打了幾下「殺威棍」之後，今也派代表和議民主黨的方案了。看官，這不是務實，而是笨實啊﹗民主黨不是美國政府，香港的民主政黨對付中共，只能用人民群眾的實力為後盾，而不是用上層政治交易的方法。
除了出賣選民和背叛香港平民之外，不參與五區聯合補選（所謂民意「公投」）的民主黨有什麼籌碼與中共交易？目前中共已經當了美帝國主義的提款機，香港人失去了美國政府的照保，搞民主靠的是鬥爭，而不是談判和交易。
香港仍對中共有利，中共不可失去香港，投鼠忌器，只能利益輸送，收買香港叛逆而不敢鎮壓之。香港愈叛逆，南下的銀子愈多，恩賜的位子愈肥，港府愈要放權，財閥愈要讓利，這是激進鬥爭的理性計算。
民主黨做代理人利中共
月前，鄭耀棠的派兵論，令我振奮了許久：我倒是萬二分歡迎中共派解放軍鎮壓香港人民示威，坦克車在中環橫衝直撞，亂槍掃射，最後宣布軍管香港。即使香港警察開槍射殺市民，揭穿港府的資產階級專政性質，也是好事。攬住一齊死，共赴黃泉路。
與共產黨鬥爭，沒了這股志氣和匪氣，投降算了，辭職算了，不必在香港參政爭取民主。民主黨那一夥人，並非鬥爭出身，他們是港英政府在回歸之前捧上去的一群櫥窗式的民意代理人，與港英在回歸之前捧上去的一群華人高官的水平一樣（曾蔭權是表表者）。
民主黨不激進，毫不進取，是意料中事，但只要他們不投共，維持原則而原地踏步，他們可充當香港大部分仍未受過政治鬥爭啟蒙的偽中產的民意代理人，為香港的民主力量虛張聲勢，令偽中產安心，令中共放心，民主黨安享清譽，中共樂得太平。民主黨毫無作為，堅守立場，原地踏步，領取議員高薪，這才是政治現實主義，才是務實。民主黨投共，卻是冒進，而且對中共也是有害無益。
民主黨墮落之後，中共和港府也不真的得到利益。此中的政治利害計算倒要推演一下。
民主黨投共之後，損失的是政治信用，有政治覺悟的選民將會離民主黨而去。民主黨損失了票源後，只有模糊的中間選民和工會支持，不再是香港反對派的第一大黨。無疑，反對派勢將分裂，「泛民」名存實亡，中共分化敵人的策略成功。
但是，以民主派的實力和政治路線，根本不成其敵人，本質而言，民主派只是民意的和平代理人，代理市民的民主和民生議題的鬥爭，轉化市民的鬥爭，宣洩怨氣，使之趨向和平，屈服於政府設想的程序理性和治安秩序。即是說，香港的民主派，猶如民意代辦、街坊地保，或殖民政權的本地買辦。集權政府要一個有代表性的代辦，還是要打散代辦，令他們各自內鬥呢？要統治一塊殖民地，情願有一個話得事的土司（酋長），還是幾個互相打鬧的土司？
只好上陣肉搏
打散代辦的唯一意圖，就是自己派遣親信子弟，取而代之，由民建聯代表香港民意。然則，民建聯背負中共的政治原罪，只能用真金白銀收買民意（海鮮宴、派遊行津貼等），斷無可能在道義上代表香港民意的。於是，香港人失去政治代辦，日後市民只能按照議題而格外留神，督促議員，以免官商勾結而出賣利益。
為了政治保險，遇到利益攸關的議題，市民便要親身上街叫喊，滋擾官員，在公共場所打鬧，爭取議題曝光。肉搏上陣，維護自己權利，這是理性的鬥爭原則，但由於失去處事圓滑的民意代理人，卻不一定是和平的。而且，在過渡期間，社民連或其模仿者必會一馬當先，以過硬的道德立場，搶佔民主黨留下的政治真空。民主黨失勢之後，迎來的是亂局，香港將有更多的街頭抗爭和衝撞叫囂。
民主黨尚未成功投共，示威者已肆意打擾政府的「起錨」爛騷了；民主黨一旦被中共染紅，將有更多市民改投激進陣營，政府更加寸步難行。
衡量得失，看清真相，中共還是維護民主黨的清譽好些，當惡煞當到底，拒絕民主黨的建議吧。大陸危機四伏，中共仍需休養生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政制原地踏步，相安無事就好了。
文化評論人
2010年6月15日@信報
最可笑的，是司長局長代替民政處的庶務員，在商場派傳單，拿咪當街高叫，秘訪民居，一群手握大權的司局級官員，猶如在野派在街頭叫陣。最搞笑的一幕，是特首效法街頭競選的風格，叫支持者拍掌，蓋過抗議青年的噓聲，並說支持政改方案的人佔大多數。
弱勢者應享較多自由
官員也只是叫喊口號和單方面宣傳，並無與市民交談，更不與異議者對話。遇到民眾高聲抗議，特首和律政司司長竟然扮斯文，說辯論不是鬥大聲。有論者看了高官被抗議者弄得抱頭鼠竄而同情政府的處境，譴責示威青年欺「官」太甚的，認為即使反對有理，也應該保持風度，不應亂叫亂罵。
也有哀嘆社民連及其支持者做壞榜樣，令政府中人也照學，以致泥沙俱下，香港政壇一貫的溫柔敦厚，和平理性，一去不返云云。更有人說，特首是用苦肉計，扮演被欺壓的官員，博取市民同情。
假若可以坐而論道，以理服人，甚至以選票定奪，在野者斷不會喧鬧亂來的，大庭廣眾罵人，是情緒勞動，很累人的，在眾多警察的面前辱罵官員和阻攔拉扯，在香港的司法環境下，也有很大的刑法風險。香港在野派的激進作風，是制度迫出來的，假若在野的反對派不如此激烈反應，政府便可用和平理性、民眾共識、諮詢程序、維護市場自由等口實，通過頗多剝奪人民權利和侵犯人民財產的法案。政府在和平理性的形式之下，實踐的是掠奪和壓榨。
跟隨目前政府定下的理性原則，是不合理的，並不能維護正義。
官民雙方，在位與在野，都遵守理性的（rational）程序議事，只是在憲政民主國家，或者政府起碼顧全民意而不欺壓弱勢，方可得出合理的（reasonable）結果。倘若政府仗勢欺人，弱勢者是毋須遵守理性程序或和平作風的，否則無法改變不公平的現狀。
在位者應要克制權力
良好的政治作風，是得勢者克制權力，並寬容在野者運用若干失禮的抗爭方法。目前的香港政府，是得勢者不克制權力，反而動用一切政府資源宣傳自己，壓迫在野黨，迫害異議者，又要求在野者克己復禮，肅靜迴避，由得政府濫用權力。這種所謂理性，合理嗎？異議者遵從這些理性，抗爭還有前景可言嗎？
當年台灣的民進黨為了突破國民黨的萬年國會，不惜在議會打鬧，用的自由原則，就是異議者的自由。香港一般人被政府迷惑過久，並不認識這個自由原則。我遊學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生會的行政樓位於一所紅磚老屋，命名羅莎．盧森堡之居（Rosa-Luxemburg-Haus），以紀念德國共產黨的始創人羅莎．盧森堡女士。壁上掛了她的名言：Freiheit ist immer Freiheit der Andersdenkenden （英文Freedom is always the freedom of dissenters），「自由總是異議者的自由」。這是德國乃至歐洲大陸的異議者格言。
自由不止是程序，也是內容與效果。異議者應比當權者享有更寬更廣的自由，而當權者也應有風度，默認此不平等的自由原則。當權者佔有行政機關和宣傳機器，掌握主流意識形態論述，是故，當權者只有宣傳和對話之權，並不配享有言論自由。
理性是要堅持得到結果
在當權者的授命之下叫囂的「憤青」，領取社團每人二百元使費津貼的示威者，食飽土共海鮮餐之後上街遊行的人，不是在行使言論自由。有些土共叫香港的青年示威者做紅衛兵，可謂荒謬之極。紅衛兵是手握生殺大權的大獨裁者毛澤東的民間鷹犬，香港的青年示威者，是毫無組織保護和支援的平民百姓。
要名正言順地稱呼香港的抗爭者是紅衞兵，必須中共滅亡，代之以另一發號施令的臨時革命政府。這種願景，大概是很多罵香港青年是紅衞兵的土共朝思暮想的吧？
理性是邏輯辯論，陳述證據，但理性並不止於辯論，而是要達到理性的效果。正義的人不止要與違反公義的人辯論，企圖說服不義之人去惡從善，在當他們冥頑不靈的時候，也要採取必要的抗爭手法，停止奸黨作惡肆虐。
公義的仲裁者不存在的時候，例如在無憲政民主與法治的社會、在正義司法力量無法彰顯的黑暗角落、在無政府的亂世，理性是要由主體（subject）自我實現（self-realize）的，這就是一般人在史書或俠義傳奇讀到的行俠仗義，或者在現代社會見到的公民抗命甚至人民革命。理性不彰，正義摧折，人民有起義以創制憲法之權，重新建立理性與自由的社會。這是很多民主國家的憲法精神。
寬忍抗爭，更要監察抗爭
理性不止於遵守文明禮法的規則，也包括要遏止不義與爭取理性的效果。這是香港人必須建立的自由與理性的哲理。
在殖民統治的後期，香港人不須苦心思考這些哲理，因為中英雙方有冷戰權力的恐怖平衡，而港英也克制權力，港英也受到英國議會監察及其他西方國家的輿論制衡。
今日香港人必須放棄思想的惰性，思考自由與理性的哲理，並以之制定抗爭者的行事原則與道德。當在位者不尊重理性辯論的結果，甚至逃避理性辯論而發動統治機器愚弄人民，摧折正義的時候，抗爭者是毋須並且是不應依循理性程序的。
我們應該寬忍抗爭者用更為自由的方式抗爭，直至建立一個尊重理性辯論結果和自我克制權力的政府為止。
為了防止抗爭者濫用自由，正義市民更須積極參與，傳媒也要密切監察，彰顯輿論和人民的力量，令抗爭不至於脫離理性，也令不義的政府及早屈服，縮短失禮的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