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行：第一年往法鼓山水陸法會，好像返回中大學習，感受到聖嚴師父留在人世間的教育與宏法大願，七天禪壇禁語後，發覺語言好多時是非必要的，最後一天要離開禪壇實在非常不捨，發願每年也要上山修行。
同團認識了四位菩薩，是我學佛路上的善知識，感恩有妳們同行。
轉行：無論怎樣追趕，創意一定追趕不到年輕人，網站工作不能持久，今年學習新專業，希望在五年內能轉行，自助助人。
不過剛剛發現，原來可以到非洲當義工。未來是怎樣，還有很多可能。
又，無量的未來，掌握在現今這刻，別放逸。
Happy New Year
2015年12月30日星期三
2015年3月2日星期一
錯判後。。。
你是用甚麼心情返工？
晨光未露，一覺醒來是星期一早上，如果是以往，都會在想，這星期要完成甚麼工作，要為公司計劃甚麼甚麼的。
不過當你昔日的老闆已變成打工的，而且已沮喪到呈放棄狀態，作為員工，這心態要怎樣轉換才能維持正常運作，甚或向前推進。
當初賣盤，確實是一個自私的決定，錯判對方會為你完成鴻圖大計。
沒有坐在出面的員工打拼，公司有機會出售嗎？到售賣當日，員工連一粒糖也沒分到。2014年，工作量史無前例的多，人工加覆卻令所有人都失望。連爭取加人工的話語權也沒有，那究竟每天大家是為了甚麼拼搏。
如果當初賣盤時，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前，多點考慮員工福利，歷史一定會改寫。
一個自私的決定，後果卻由所有人承擔。
晨光未露，一覺醒來是星期一早上，如果是以往，都會在想，這星期要完成甚麼工作，要為公司計劃甚麼甚麼的。
不過當你昔日的老闆已變成打工的，而且已沮喪到呈放棄狀態，作為員工，這心態要怎樣轉換才能維持正常運作，甚或向前推進。
當初賣盤，確實是一個自私的決定，錯判對方會為你完成鴻圖大計。
沒有坐在出面的員工打拼，公司有機會出售嗎？到售賣當日，員工連一粒糖也沒分到。2014年，工作量史無前例的多，人工加覆卻令所有人都失望。連爭取加人工的話語權也沒有，那究竟每天大家是為了甚麼拼搏。
如果當初賣盤時，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前，多點考慮員工福利，歷史一定會改寫。
一個自私的決定，後果卻由所有人承擔。
2015年1月15日星期四
林行止-黃傘餘波系列
２０１５０１１３：黃傘風雨後 夕照泣鬼神
一、「雨傘（佔領）運動」人散曲未終、雨過天未晴，香港社會民情固然未復常態，政治發展，在明知難有作為的框架下，壯志如流水，潮聲低吼；這場特區政府根 據北京審定劇本堆砌出來的政改諮詢，只有「差不多先生」才會接受（見昨天本報一木「眾人之事」的漫畫），在無法可想之下，相當部分港人會以「積極不參與」 應對。這種情形下的「政改」將伊於胡底，大多數人不作樂觀之想。
不少論者，包括《經濟學人》的特稿，均認為北京會堅持立場（令筆者較早前以為北京會稍為讓步以產生「豬欄效應」的推測落空），即使民主黨議員何俊仁決定投 票反對政改方案後馬上辭職，發動一次變相「公投」以宣示真民意去向，亦難起波瀾，換句話說，特區政府必然會推動國務院的《白皮書》與人大常委八三一框架下 的「普選方案」，面對這道銅牆鐵壁，在警方「預約拘捕」（公民黨前議員陳淑莊昨午已「應約」──被警方拘捕）的緊張甚至恐怖氣氛背景下，「毋忘初衷」的港 人仍將繼續以種種可能會使執法當局疲於奔命和強化社會不安情緒的方式，表達對小圈子推出行政長官候選人的選舉方法的不滿。
不少人消極抗衡的態度，即使不會導致社會秩序失控，亦將令仰北京鼻息的特區政府所推動的政策，包括明天推出的《施政報告》，令出難行以至根本不行，對這種 社會氛圍有所感應的港人，包括行政會議成員廖長城，他於較早前曾將之歸因為港人本土意識抬頭，審度當前的政治情勢，他認為已出現「少少（港）獨意味」。廖 氏何所據而云然，別說筆者，他自己亦未必清楚（若清楚請透露一點點證據），只是他順藤摸瓜，擔心中央因此會進一步收緊對港管治，令「普選」之路更難行（收 緊管治等於「普選」難行的邏輯令人費解）。廖長城認為「始終香港唔係（不是）獨立國家，一定要從國家安全出發！」涉及「國家安全」，茲事體大，相信絕大部 分港人都不會、不願、不敢捲入其中，但香港人特別是「雨傘運動」，究竟做出什麼危害「國安」的事，請知情者給港人一點提示──最好當然是拿出證據來。
「本土意識」的抬頭，是順應歷史潮流的自然產物。八十年代中期，英國政府知道對香港的管治權大勢已去，「收拾書包等放學」，而不想離港的港人，尤其是商 人，走資和人才外流的固然數不在少，但香港「華資」對香港事務特別是經濟領域的參與轉趨積極，是環境使然，而港人因有「倫敦不可靠，北京不可信」的共識， 進而希望通過本地立法及北京承諾，以保障本身利益的訴求日益強烈，那便是所謂「本土意識」的勃興。事實上，這種港人情緒，連中國亦認為可以接受，且加安 撫，不然哪來「一國兩制」的構想與《基本法》的諮詢……。所有種種，直截了當地說，是北京向香港「本土意識」讓步、遷就的具體表現。
二、迄今為止，憑一些膚淺的言文解讀，把「港獨」與本土意識抬頭掛鈎的人，其真正目的無非希望藉此引起北京「高度關注」，進而可以名正言順地多方面箝制香 港，比如為防範事態惡化，當局在必要時會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連解放軍於是可以名正言順地開進市區；與此同時，為防患於未然，北京將放寛內地人來港定居 的條件，有如以種種藉口令漢人大批移居新疆、西藏，以加強對這些地區的政治操控，那是「清代以降中國對周邊地區的武力侵略以及殖民統治慣用的手法」（見羅 貴祥《中國少數民族的認識論──「邊緣」的視角》，收彭麗君編：《邊城對話》，中大出版社）。可是，即使如此縝密安排，還加上「派駐重兵」，這些地區仍鮮 有漢人與土著和諧相處的太平日子……。
雖然中國以內地人移居香港的方法對香港進行滲透的可能性不容抹煞，但這種做法並非「侵略」亦不是「殖民」，卻具分薄香港經濟資源及左右民意的作用，惟這不 能保證在不記名投票中的選舉結果對北京絕對有利，因此，別說剛成過去的「雨傘運動」力爭的真普選，民間人權陣線再接再厲，將於二月一日發起估計有五萬人參 加的「爭取真普選大遊行」（能否成事，有待警方批准），聲勢不弱，但對在港落實「真普選」的影響近零！以當前的民情看，由於沒有疏導命運自決、選舉自主民 意的渠道，新移民與老香港亦難達一家親的融和，那意味北京委任的特區政府對香港有效管理的困難，將日甚一日！
在香港這個筆者稱為「市儈自治區」的商埠，有板有眼有規模的「雨傘運動」的激情，很難長期持續，對那些在「雨傘運動」中表現出色聲名鵲起甚且蜚聲國際的學 生領袖，他們在「運動」過後退出學生組織，那是可以理解的做法，以這是讓新一代學生領袖接班的最佳安排，亦是考察經歷這場驚心動魄佔領活動後，學生們會選 出怎樣的領袖，足以展示學生政治醒覺的程度；近來坊間有一種說法，認為領導「雨傘運動」的學生領袖應組黨或加入政黨，即「從政」為他們的最佳出路。對此筆 者不敢苟同，因為經過轟轟烈烈的「雨傘運動」，人們領略到中國治下的香港，政治不是理性的公平角力，而是不同社群的惡鬥；政治不是服務社會，而是順我者昌 不同意見者「亡」的遊戲。這樣的政治，參與其中的代價有多大？根據《基本法》的雙普選，筆者一度認為香港的大好青年該多點參政，經「雨傘運動」一役，筆者 的態度已大有保留！現在和可見的將來，在香港「從政」前途大有局限，只適宜業餘參與而不適合當職業政客。筆者認為學生們的較佳出路莫過於出洋留學，在知識 上充實自己；本來筆者以為他們應找機會回內地進修，因為中國崛興確有許多可以學習的地方，可惜「佔領活動」的參與者似乎都不受內地政府歡迎……。不過，即 使無法回國吸收養分、拓展視野，在本地升學或放洋讀書，對個人的發展以至「回饋社會」來說，均勝就此直奔「政途」！
上述這點坦率的看法，毫無理想可言，卻是因應現實環境的次佳選擇。筆者對香港的政治前景並不樂觀，是年終回顧九二六開始的港人抗爭、重溫電視畫面紀錄片段 得出的結論。在政治稍稍開明的社會，當權者面對人山人海的「佔領運動」，怎能無動於衷甚且擺出笑罵由人好官我自為之的姿態；然而，香港特區政府卻可以得到 權力來源─北京─的大力支持，繼續扭曲社會現實、「依法」（請參考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昨天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的講辭）執政。洶湧群情、學生熱血，一概 被視為違法脅迫中央政府的失當甚至非法行為。大環境如此，加入其中，除了極少數人可以享有「國際知名度」的無形收益，大多數人很快會產生悲愴的「無力感」 而憤世嫉俗而意興闌珊！
‧餘波之一
２０１５０１１４：商賈似行雲 逐法治而棲
一、「黃傘風雨後」，香港社會每個層面都餘波盪漾，發生微妙變化，變化有大有小，有緩有急，但總方向與香港的核心價值背馳甚至愈行愈遠。
北京和特區政府對付「佔領活動」的用心及手法，彰顯了「權力轉移」突趨急劇，面對此種突來之變，港商—殖民地時期的「香港華資」—因應的方式可謂「各師各法」，而把一月九日長江實業與和記黃埔大規模重組有「啟蒙」作用，應是貼近現實的說法。
讓我們簡明地回顧一下「香港經濟發展史」（說「華資崛興史」似更恰可）。本報前總編輯陳景祥（在副社長兼數碼媒體總裁任上辭職）二○一三年在本報網站發表 題為《四十年彈指一揮間》，總結本報創刊四十年與中國及香港經濟互動的關係。陳氏指出︰「回首過去四十年，金融市場最大的變動是華資勢力冒起，取英資而代 之，這是一次財富和權力的轉移，是本地財閥挑戰英資傳統勢力的惡鬥；隨着六七暴動結束，香港出口和地產興旺，令本地富商有足夠財力挑戰英資，而適逢幾家英 資公司在七十年代因管理不善而漸走下坡，華資大亨的影響力已逐漸蓋過英資大班。」短短百數十字，概括了那場改寫香港歷史的財富大轉移。
眾所周知，在七十年代亦可說中英未正式就香港主權回歸展開談判前的百餘年，英國殖民者牢牢地掌握着香港經濟命脈，在此期間，港人最了不起的是出當洋奴買 辦；六十年代末期，數天前才病故的李福兆創設遠東交易所，打破了洋人對資本市場的壟斷，配合當局為撐持低稅政策、推高政府壟斷的土地價格而實施高地價政 策，造就物業發展長期興旺，看中此一商機，華資地產商乘時而興；到了七十年代末，雖然倫敦在主權問題上仍擺出強硬姿態，但不少追不上物業發展狂潮的英商， 已預見他們的黃金歲月快將因英國不得不交出主權而結束，遂有套現離場的盤算，長江實業收購英資和記黃埔及香港電燈集團、九倉收購英資會德豐這些歷史性創 舉，便在這段期間內發生。可以說，遠在香港政治前途未定之前，了解時不我與的識時務英資大行已相繼淡出香港市場，那意味英資在香港的壟斷地位隨風而逝，亦 可說財富從對香港前途信心不足者之手，有秩序地轉移至看好前景者的戶口，當然此中遠東交易所起了重大作用，方便的集資、上市，令「賭」香港前途者所動用的 資金多為「街外錢」，注碼加大，在順風順水的年頭，不少華資絡續坐大。正是這種巧妙的結合，造就了中英就香港問題談判開始至中國成功收回香港主權此漫漫二 三十年間香港經濟的蓬勃發展—華資崛起，經濟實力有劃時代的變化，本土經濟一日千里。
二、香港主權回歸前後，打着學習「香港經濟繁榮」的旗號，內地來的中資，國營的和私營的，從懷疑、猶豫、鑽研進而充分利用香港資本市場的集資功能，它們從 借殼、買殼、注資、收購以至直接上市，吸納的資金當以千億港元為單位，用陳景祥的話︰「中資成為本地金融市場的一股新勢力，到了這個階段，本地華資加上中 資企業完全取代英資，九七主權交接觸發的財富轉移，在九十年代中功德圓滿。」事實上，從不少公開的例子，港人可看到華資中資合作無間，這段時期，可算是華 資中資聯手發財的蜜月期。
兩地的「文化差距」，隨着中國全方位崛起而港人沉醉於點土成金的商業成功之中，愈來愈疏離是避免不了的，但這無礙雙方各自發展，這即是說，華資中資可以根 據一套共同遵守的市場遊戲規則，繼續發財。可是，就處理香港政改北京連接推出的不合常理、不顧港情的政治文件，加上以幾近冷血無情的手法處理「佔領活 動」、把香港問題提升至與「國家安全」掛鈎即身陷其中者可能背上賣國叛國之罪的層次，加上「三權合作」的陰影徘徊不去，在這種情形下，令不少擔憂有所失的 個人和法人，不得不重新檢視長此下去的可能得失，而結果是有意移民者眾、私人財富不惜轉移至高稅地區漸成潮流，上市公司則把註冊地遷移至實行三權獨立嚴格 執行普通法的地區，這種趨勢，看來亦勢所難擋……。《人民日報》報道「長和變相遷冊海外」，用的題目為《李嘉誠重組商業帝國 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其實葫蘆裏的藥很簡單，便是萬一有商業糾紛，長實集團比較相信英國最高法院的裁決，因此才作出組成在英屬開曼群島註冊的新公司而非遷 冊更非撤資而可惠及公私且令大小股東免去政治恐懼的高明安排！
三、內地網民不知底蘊，因此有「此時不走，等（更）待何時」及「老李是對中共徹底失去信心」的「評論」，不過，這些論說雖與事實大有距離，卻亦點出一般港 人港商的內心憂慮，事實上，從內地官民的言文以至肢體語言的表現，中國是「可與共患而難與處安」（范蠡對越王勾踐的評語，這衍化為今人所說的「可共患難不 可共富貴」的成語）的強國，那從回歸初期內地官商來港取經至今天一副高高在上睥睨眾生，寫在臉上騎在港人頭上，多麼生動？另一方面，以內地的經濟制度，無 論港商北上內地或在港做生意，只要有一定規模，很難避免不與官方搭上這樣那樣的關係，但從歷屆政府上台後的做法，當權者莫不「依法」在廉政藉口下清除貪官 （排擠異己？），必有一批與落馬官員有直接間接關係的公私企業成為陪葬品，港商很易捲入這種因政治而起可能賠上財產甚至人身自由的商業危機中，這種風險是 旨在牟利營生者所盡力避免的。正因為有這種種不可測的「行為」風險，港商藉直接或間接遷冊與政治保持安全距離的保障股東利益，不是正確的做法嗎？那些因為 資產困於香港的公司而無法藉遷冊轉移財富的公司，則會以派高息變相落實分階段撤資！
內地近年大倡儒學，筆者希望決策者能細味《中庸》這段話︰「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與文化背景價值觀不同的個人和法人圓融相處，才是社會和諧的正道。黃傘風雨後，香港陰霾密布，人心不安，有異動的又豈止商人而已！
‧餘波之二
２０１５０１１５：法治如流水 兩制化湮雲
一、觀察社會現實，在「黃傘風雨後」，對香港政治現狀忐忑不安的，除了有「本土意識」的香港人（特別是青少年學生）和向來政治免疫的商界，人們亦可以從本 地三名法律界重量級人物在法律年度開幕禮上的發言，看出其受到政治衝擊的壓力，法律界已陷入備受考驗的漩渦。對於首席大法官馬道立、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和大 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相關演辭的高下，筆者推薦各位閱讀昨天本報「金針集」《石大狀ＫＯ袁司長》和「此時此刻」劉健威的《請袁司長回歸法治》兩文。以筆者的 理解，除了袁司長只說政府立場的官樣文章，其他兩位法界翹楚的發言，具體而微地反映了法治傳統不再穩如磐石的破綻；港人對法治的落實已生疑慮。不必諱言， 司法界的不安，完全是因為北京透過特區政府的政治介入，干犯扭曲了法治精神所致。
加深法律界「不安」的，是行政長官針對性地在《施政報告》中強調他會「依法守法」，惟有如此，他認為才能「把握機遇，敢於扶持，我們就可以推進民主、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梁振英重彈此調，分明是對石永泰認為「『依法辦事』，說穿了就是『依我們的意旨辦事』（Rule by Man）……，可幸的是，香港奉行的不是這種體制……」。按此邏輯，從梁氏針鋒相對的發言看，「可幸」成為「不幸」！加上馬道立發言的主旨強調「不論任何 人、任何群體或任何組織，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而且「法院只會根據法律及法律精神斷案，並在判案時保持獨立……」。那與國務院較早前發表的《一國 兩制白皮書》認為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都是「治港者」並要求他們必須「愛國……效忠於國家」的論調，南轅北轍。石氏和馬氏對法律的詮釋，突顯了本港 和內地「法律觀點」的嚴重背馳。在北京的政治取態已介入香港事務而且不會走回頭路的現在，「有心人」對香港法治傳統的前景怎能不憂心如焚？青年人不願北上 要移民，商家千方百計部署把財富控制權搬至落實真正法治的地方，正是這種憂慮的具體化。
二、法治（Rule of Law）與「依法而治」（Rule by Law），可謂差之毫釐，以石永泰對「依法而治」的解讀，就是「我以『法』來『治』你」。這兩個法統觀念上的混淆，如今正落實到香港的現實生活上，以筆者 作為法律外行人的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黨專政的憲法下憑設立特別行政區來「依法」治港，而香港則要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建立有別於中國法制的三權分 立維護法治精神。中國憲法有高舉社會主義理想旗幟的法則，而香港法治是沒有政治傾向。《基本法》亦沒有訂明香港要走向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是循序漸 「進」而非漸「退」以達致雙普選。中央依法治港，是以中國憲法（根本大法）下的《基本法》（香港小憲法），讓香港隨着時代變遷、社會變化，追求港人普遍認 同的「公道」，循着法例的修修補補完善法統，成全法治的蹊徑自在其中。在這種情形下，香港才有保存「法治」的空間。香港將繼續走那行之有年且成效甚彰的資 本主義道路……。
從法治觀點看，國務院《白皮書》反映了中央收緊《基本法》賦予香港的「高度自治」，加上提出國家安全之類的考慮，香港的司法獨立已向法政一體之途邁進；雖說在五十年不變的原則下，那是不可抹煞的終局，但《白皮書》來得太快太突然，是為香港人心躁動不已的根源。
三、特區政府在梁振英領導下，全面傾向向中央問責，這種做法當然迎合京意，卻因沒有釐清香港與中央在政法上大有分別，在本地司法界造成很大的混亂。中國定 憲以社會主義理想為前提，「懸法示人曰憲」（從先秦時期的「象魏懸教」演變而來）中國憲法的條文寫得清清楚楚；香港的普通法不但非成文法，而且貼近「平之 如法曰水」的普通法，一般法例的訂立、修訂，都是尋求與時俱進的「公道」。兩者的差異，須經長期磨合才能圓融，像如今北京以權威手段把憲法凌駕普通法，藉 人大釋法把《基本法》搓圓弄扁，香港不亂成一團才怪。
梁振英上任以來，在眾多事務上，明眼人都看出特區政府向北京（一國）問責，忽略了維持兩制的分際，在這種情形下，香港固然要乖乖任由北京擺布（人大釋 法），政府官員，包括律政司司長，以及負上釋法責任的人大香港代表，亦只有唯內地法工委之命是從，而後者的慣性是「依法」治港，更常用「一錘定音」以彰顯 其權威！大局如此，香港奉行普通法的法治如何得保!?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大環境如斯，香港不雞飛狗走才不正常。不過，移民加速也好，商家撤資也罷，對於早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來說，小菜一碟而已；昨天北京《環球時報》社論 評「李嘉誠撤資」（這與李氏及其代言人的說法相反），那副高人一等的劣根性自然流露，它說李撤資「帶來了某種警惕，但中國經濟的總規模太大了，李嘉誠的投 資顯得有些『微不足道』」，言外之意是，亞洲首富的撤資，對中國經濟來說，何足道哉。循着這種思路，北京對部分擔心普通法有損而人財求去的現象，即使蔚然 成風，又有什麼可怕；中國已有一批超越李嘉誠的企業家……。有這種想法，北京因而不會對香港假以辭色，這正是值得仍圖保持「五十年不變」的香港人無法不憂 慮之處！
餘波．三之三
一、「雨傘（佔領）運動」人散曲未終、雨過天未晴，香港社會民情固然未復常態，政治發展，在明知難有作為的框架下，壯志如流水，潮聲低吼；這場特區政府根 據北京審定劇本堆砌出來的政改諮詢，只有「差不多先生」才會接受（見昨天本報一木「眾人之事」的漫畫），在無法可想之下，相當部分港人會以「積極不參與」 應對。這種情形下的「政改」將伊於胡底，大多數人不作樂觀之想。
不少論者，包括《經濟學人》的特稿，均認為北京會堅持立場（令筆者較早前以為北京會稍為讓步以產生「豬欄效應」的推測落空），即使民主黨議員何俊仁決定投 票反對政改方案後馬上辭職，發動一次變相「公投」以宣示真民意去向，亦難起波瀾，換句話說，特區政府必然會推動國務院的《白皮書》與人大常委八三一框架下 的「普選方案」，面對這道銅牆鐵壁，在警方「預約拘捕」（公民黨前議員陳淑莊昨午已「應約」──被警方拘捕）的緊張甚至恐怖氣氛背景下，「毋忘初衷」的港 人仍將繼續以種種可能會使執法當局疲於奔命和強化社會不安情緒的方式，表達對小圈子推出行政長官候選人的選舉方法的不滿。
不少人消極抗衡的態度，即使不會導致社會秩序失控，亦將令仰北京鼻息的特區政府所推動的政策，包括明天推出的《施政報告》，令出難行以至根本不行，對這種 社會氛圍有所感應的港人，包括行政會議成員廖長城，他於較早前曾將之歸因為港人本土意識抬頭，審度當前的政治情勢，他認為已出現「少少（港）獨意味」。廖 氏何所據而云然，別說筆者，他自己亦未必清楚（若清楚請透露一點點證據），只是他順藤摸瓜，擔心中央因此會進一步收緊對港管治，令「普選」之路更難行（收 緊管治等於「普選」難行的邏輯令人費解）。廖長城認為「始終香港唔係（不是）獨立國家，一定要從國家安全出發！」涉及「國家安全」，茲事體大，相信絕大部 分港人都不會、不願、不敢捲入其中，但香港人特別是「雨傘運動」，究竟做出什麼危害「國安」的事，請知情者給港人一點提示──最好當然是拿出證據來。
「本土意識」的抬頭，是順應歷史潮流的自然產物。八十年代中期，英國政府知道對香港的管治權大勢已去，「收拾書包等放學」，而不想離港的港人，尤其是商 人，走資和人才外流的固然數不在少，但香港「華資」對香港事務特別是經濟領域的參與轉趨積極，是環境使然，而港人因有「倫敦不可靠，北京不可信」的共識， 進而希望通過本地立法及北京承諾，以保障本身利益的訴求日益強烈，那便是所謂「本土意識」的勃興。事實上，這種港人情緒，連中國亦認為可以接受，且加安 撫，不然哪來「一國兩制」的構想與《基本法》的諮詢……。所有種種，直截了當地說，是北京向香港「本土意識」讓步、遷就的具體表現。
二、迄今為止，憑一些膚淺的言文解讀，把「港獨」與本土意識抬頭掛鈎的人，其真正目的無非希望藉此引起北京「高度關注」，進而可以名正言順地多方面箝制香 港，比如為防範事態惡化，當局在必要時會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連解放軍於是可以名正言順地開進市區；與此同時，為防患於未然，北京將放寛內地人來港定居 的條件，有如以種種藉口令漢人大批移居新疆、西藏，以加強對這些地區的政治操控，那是「清代以降中國對周邊地區的武力侵略以及殖民統治慣用的手法」（見羅 貴祥《中國少數民族的認識論──「邊緣」的視角》，收彭麗君編：《邊城對話》，中大出版社）。可是，即使如此縝密安排，還加上「派駐重兵」，這些地區仍鮮 有漢人與土著和諧相處的太平日子……。
雖然中國以內地人移居香港的方法對香港進行滲透的可能性不容抹煞，但這種做法並非「侵略」亦不是「殖民」，卻具分薄香港經濟資源及左右民意的作用，惟這不 能保證在不記名投票中的選舉結果對北京絕對有利，因此，別說剛成過去的「雨傘運動」力爭的真普選，民間人權陣線再接再厲，將於二月一日發起估計有五萬人參 加的「爭取真普選大遊行」（能否成事，有待警方批准），聲勢不弱，但對在港落實「真普選」的影響近零！以當前的民情看，由於沒有疏導命運自決、選舉自主民 意的渠道，新移民與老香港亦難達一家親的融和，那意味北京委任的特區政府對香港有效管理的困難，將日甚一日！
在香港這個筆者稱為「市儈自治區」的商埠，有板有眼有規模的「雨傘運動」的激情，很難長期持續，對那些在「雨傘運動」中表現出色聲名鵲起甚且蜚聲國際的學 生領袖，他們在「運動」過後退出學生組織，那是可以理解的做法，以這是讓新一代學生領袖接班的最佳安排，亦是考察經歷這場驚心動魄佔領活動後，學生們會選 出怎樣的領袖，足以展示學生政治醒覺的程度；近來坊間有一種說法，認為領導「雨傘運動」的學生領袖應組黨或加入政黨，即「從政」為他們的最佳出路。對此筆 者不敢苟同，因為經過轟轟烈烈的「雨傘運動」，人們領略到中國治下的香港，政治不是理性的公平角力，而是不同社群的惡鬥；政治不是服務社會，而是順我者昌 不同意見者「亡」的遊戲。這樣的政治，參與其中的代價有多大？根據《基本法》的雙普選，筆者一度認為香港的大好青年該多點參政，經「雨傘運動」一役，筆者 的態度已大有保留！現在和可見的將來，在香港「從政」前途大有局限，只適宜業餘參與而不適合當職業政客。筆者認為學生們的較佳出路莫過於出洋留學，在知識 上充實自己；本來筆者以為他們應找機會回內地進修，因為中國崛興確有許多可以學習的地方，可惜「佔領活動」的參與者似乎都不受內地政府歡迎……。不過，即 使無法回國吸收養分、拓展視野，在本地升學或放洋讀書，對個人的發展以至「回饋社會」來說，均勝就此直奔「政途」！
上述這點坦率的看法，毫無理想可言，卻是因應現實環境的次佳選擇。筆者對香港的政治前景並不樂觀，是年終回顧九二六開始的港人抗爭、重溫電視畫面紀錄片段 得出的結論。在政治稍稍開明的社會，當權者面對人山人海的「佔領運動」，怎能無動於衷甚且擺出笑罵由人好官我自為之的姿態；然而，香港特區政府卻可以得到 權力來源─北京─的大力支持，繼續扭曲社會現實、「依法」（請參考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昨天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的講辭）執政。洶湧群情、學生熱血，一概 被視為違法脅迫中央政府的失當甚至非法行為。大環境如此，加入其中，除了極少數人可以享有「國際知名度」的無形收益，大多數人很快會產生悲愴的「無力感」 而憤世嫉俗而意興闌珊！
‧餘波之一
２０１５０１１４：商賈似行雲 逐法治而棲
一、「黃傘風雨後」，香港社會每個層面都餘波盪漾，發生微妙變化，變化有大有小，有緩有急，但總方向與香港的核心價值背馳甚至愈行愈遠。
北京和特區政府對付「佔領活動」的用心及手法，彰顯了「權力轉移」突趨急劇，面對此種突來之變，港商—殖民地時期的「香港華資」—因應的方式可謂「各師各法」，而把一月九日長江實業與和記黃埔大規模重組有「啟蒙」作用，應是貼近現實的說法。
讓我們簡明地回顧一下「香港經濟發展史」（說「華資崛興史」似更恰可）。本報前總編輯陳景祥（在副社長兼數碼媒體總裁任上辭職）二○一三年在本報網站發表 題為《四十年彈指一揮間》，總結本報創刊四十年與中國及香港經濟互動的關係。陳氏指出︰「回首過去四十年，金融市場最大的變動是華資勢力冒起，取英資而代 之，這是一次財富和權力的轉移，是本地財閥挑戰英資傳統勢力的惡鬥；隨着六七暴動結束，香港出口和地產興旺，令本地富商有足夠財力挑戰英資，而適逢幾家英 資公司在七十年代因管理不善而漸走下坡，華資大亨的影響力已逐漸蓋過英資大班。」短短百數十字，概括了那場改寫香港歷史的財富大轉移。
眾所周知，在七十年代亦可說中英未正式就香港主權回歸展開談判前的百餘年，英國殖民者牢牢地掌握着香港經濟命脈，在此期間，港人最了不起的是出當洋奴買 辦；六十年代末期，數天前才病故的李福兆創設遠東交易所，打破了洋人對資本市場的壟斷，配合當局為撐持低稅政策、推高政府壟斷的土地價格而實施高地價政 策，造就物業發展長期興旺，看中此一商機，華資地產商乘時而興；到了七十年代末，雖然倫敦在主權問題上仍擺出強硬姿態，但不少追不上物業發展狂潮的英商， 已預見他們的黃金歲月快將因英國不得不交出主權而結束，遂有套現離場的盤算，長江實業收購英資和記黃埔及香港電燈集團、九倉收購英資會德豐這些歷史性創 舉，便在這段期間內發生。可以說，遠在香港政治前途未定之前，了解時不我與的識時務英資大行已相繼淡出香港市場，那意味英資在香港的壟斷地位隨風而逝，亦 可說財富從對香港前途信心不足者之手，有秩序地轉移至看好前景者的戶口，當然此中遠東交易所起了重大作用，方便的集資、上市，令「賭」香港前途者所動用的 資金多為「街外錢」，注碼加大，在順風順水的年頭，不少華資絡續坐大。正是這種巧妙的結合，造就了中英就香港問題談判開始至中國成功收回香港主權此漫漫二 三十年間香港經濟的蓬勃發展—華資崛起，經濟實力有劃時代的變化，本土經濟一日千里。
二、香港主權回歸前後，打着學習「香港經濟繁榮」的旗號，內地來的中資，國營的和私營的，從懷疑、猶豫、鑽研進而充分利用香港資本市場的集資功能，它們從 借殼、買殼、注資、收購以至直接上市，吸納的資金當以千億港元為單位，用陳景祥的話︰「中資成為本地金融市場的一股新勢力，到了這個階段，本地華資加上中 資企業完全取代英資，九七主權交接觸發的財富轉移，在九十年代中功德圓滿。」事實上，從不少公開的例子，港人可看到華資中資合作無間，這段時期，可算是華 資中資聯手發財的蜜月期。
兩地的「文化差距」，隨着中國全方位崛起而港人沉醉於點土成金的商業成功之中，愈來愈疏離是避免不了的，但這無礙雙方各自發展，這即是說，華資中資可以根 據一套共同遵守的市場遊戲規則，繼續發財。可是，就處理香港政改北京連接推出的不合常理、不顧港情的政治文件，加上以幾近冷血無情的手法處理「佔領活 動」、把香港問題提升至與「國家安全」掛鈎即身陷其中者可能背上賣國叛國之罪的層次，加上「三權合作」的陰影徘徊不去，在這種情形下，令不少擔憂有所失的 個人和法人，不得不重新檢視長此下去的可能得失，而結果是有意移民者眾、私人財富不惜轉移至高稅地區漸成潮流，上市公司則把註冊地遷移至實行三權獨立嚴格 執行普通法的地區，這種趨勢，看來亦勢所難擋……。《人民日報》報道「長和變相遷冊海外」，用的題目為《李嘉誠重組商業帝國 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其實葫蘆裏的藥很簡單，便是萬一有商業糾紛，長實集團比較相信英國最高法院的裁決，因此才作出組成在英屬開曼群島註冊的新公司而非遷 冊更非撤資而可惠及公私且令大小股東免去政治恐懼的高明安排！
三、內地網民不知底蘊，因此有「此時不走，等（更）待何時」及「老李是對中共徹底失去信心」的「評論」，不過，這些論說雖與事實大有距離，卻亦點出一般港 人港商的內心憂慮，事實上，從內地官民的言文以至肢體語言的表現，中國是「可與共患而難與處安」（范蠡對越王勾踐的評語，這衍化為今人所說的「可共患難不 可共富貴」的成語）的強國，那從回歸初期內地官商來港取經至今天一副高高在上睥睨眾生，寫在臉上騎在港人頭上，多麼生動？另一方面，以內地的經濟制度，無 論港商北上內地或在港做生意，只要有一定規模，很難避免不與官方搭上這樣那樣的關係，但從歷屆政府上台後的做法，當權者莫不「依法」在廉政藉口下清除貪官 （排擠異己？），必有一批與落馬官員有直接間接關係的公私企業成為陪葬品，港商很易捲入這種因政治而起可能賠上財產甚至人身自由的商業危機中，這種風險是 旨在牟利營生者所盡力避免的。正因為有這種種不可測的「行為」風險，港商藉直接或間接遷冊與政治保持安全距離的保障股東利益，不是正確的做法嗎？那些因為 資產困於香港的公司而無法藉遷冊轉移財富的公司，則會以派高息變相落實分階段撤資！
內地近年大倡儒學，筆者希望決策者能細味《中庸》這段話︰「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與文化背景價值觀不同的個人和法人圓融相處，才是社會和諧的正道。黃傘風雨後，香港陰霾密布，人心不安，有異動的又豈止商人而已！
‧餘波之二
２０１５０１１５：法治如流水 兩制化湮雲
一、觀察社會現實，在「黃傘風雨後」，對香港政治現狀忐忑不安的，除了有「本土意識」的香港人（特別是青少年學生）和向來政治免疫的商界，人們亦可以從本 地三名法律界重量級人物在法律年度開幕禮上的發言，看出其受到政治衝擊的壓力，法律界已陷入備受考驗的漩渦。對於首席大法官馬道立、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和大 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相關演辭的高下，筆者推薦各位閱讀昨天本報「金針集」《石大狀ＫＯ袁司長》和「此時此刻」劉健威的《請袁司長回歸法治》兩文。以筆者的 理解，除了袁司長只說政府立場的官樣文章，其他兩位法界翹楚的發言，具體而微地反映了法治傳統不再穩如磐石的破綻；港人對法治的落實已生疑慮。不必諱言， 司法界的不安，完全是因為北京透過特區政府的政治介入，干犯扭曲了法治精神所致。
加深法律界「不安」的，是行政長官針對性地在《施政報告》中強調他會「依法守法」，惟有如此，他認為才能「把握機遇，敢於扶持，我們就可以推進民主、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梁振英重彈此調，分明是對石永泰認為「『依法辦事』，說穿了就是『依我們的意旨辦事』（Rule by Man）……，可幸的是，香港奉行的不是這種體制……」。按此邏輯，從梁氏針鋒相對的發言看，「可幸」成為「不幸」！加上馬道立發言的主旨強調「不論任何 人、任何群體或任何組織，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而且「法院只會根據法律及法律精神斷案，並在判案時保持獨立……」。那與國務院較早前發表的《一國 兩制白皮書》認為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都是「治港者」並要求他們必須「愛國……效忠於國家」的論調，南轅北轍。石氏和馬氏對法律的詮釋，突顯了本港 和內地「法律觀點」的嚴重背馳。在北京的政治取態已介入香港事務而且不會走回頭路的現在，「有心人」對香港法治傳統的前景怎能不憂心如焚？青年人不願北上 要移民，商家千方百計部署把財富控制權搬至落實真正法治的地方，正是這種憂慮的具體化。
二、法治（Rule of Law）與「依法而治」（Rule by Law），可謂差之毫釐，以石永泰對「依法而治」的解讀，就是「我以『法』來『治』你」。這兩個法統觀念上的混淆，如今正落實到香港的現實生活上，以筆者 作為法律外行人的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黨專政的憲法下憑設立特別行政區來「依法」治港，而香港則要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建立有別於中國法制的三權分 立維護法治精神。中國憲法有高舉社會主義理想旗幟的法則，而香港法治是沒有政治傾向。《基本法》亦沒有訂明香港要走向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是循序漸 「進」而非漸「退」以達致雙普選。中央依法治港，是以中國憲法（根本大法）下的《基本法》（香港小憲法），讓香港隨着時代變遷、社會變化，追求港人普遍認 同的「公道」，循着法例的修修補補完善法統，成全法治的蹊徑自在其中。在這種情形下，香港才有保存「法治」的空間。香港將繼續走那行之有年且成效甚彰的資 本主義道路……。
從法治觀點看，國務院《白皮書》反映了中央收緊《基本法》賦予香港的「高度自治」，加上提出國家安全之類的考慮，香港的司法獨立已向法政一體之途邁進；雖說在五十年不變的原則下，那是不可抹煞的終局，但《白皮書》來得太快太突然，是為香港人心躁動不已的根源。
三、特區政府在梁振英領導下，全面傾向向中央問責，這種做法當然迎合京意，卻因沒有釐清香港與中央在政法上大有分別，在本地司法界造成很大的混亂。中國定 憲以社會主義理想為前提，「懸法示人曰憲」（從先秦時期的「象魏懸教」演變而來）中國憲法的條文寫得清清楚楚；香港的普通法不但非成文法，而且貼近「平之 如法曰水」的普通法，一般法例的訂立、修訂，都是尋求與時俱進的「公道」。兩者的差異，須經長期磨合才能圓融，像如今北京以權威手段把憲法凌駕普通法，藉 人大釋法把《基本法》搓圓弄扁，香港不亂成一團才怪。
梁振英上任以來，在眾多事務上，明眼人都看出特區政府向北京（一國）問責，忽略了維持兩制的分際，在這種情形下，香港固然要乖乖任由北京擺布（人大釋 法），政府官員，包括律政司司長，以及負上釋法責任的人大香港代表，亦只有唯內地法工委之命是從，而後者的慣性是「依法」治港，更常用「一錘定音」以彰顯 其權威！大局如此，香港奉行普通法的法治如何得保!?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大環境如斯，香港不雞飛狗走才不正常。不過，移民加速也好，商家撤資也罷，對於早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來說，小菜一碟而已；昨天北京《環球時報》社論 評「李嘉誠撤資」（這與李氏及其代言人的說法相反），那副高人一等的劣根性自然流露，它說李撤資「帶來了某種警惕，但中國經濟的總規模太大了，李嘉誠的投 資顯得有些『微不足道』」，言外之意是，亞洲首富的撤資，對中國經濟來說，何足道哉。循着這種思路，北京對部分擔心普通法有損而人財求去的現象，即使蔚然 成風，又有什麼可怕；中國已有一批超越李嘉誠的企業家……。有這種想法，北京因而不會對香港假以辭色，這正是值得仍圖保持「五十年不變」的香港人無法不憂 慮之處！
餘波．三之三
2014年4月24日星期四
《知音夢裡行》向萬骨枯致敬
P12 | 周日搜影 | 家明雜感 | By 家明 | ||||
| 《知音夢裡行》（Inside LlewynDavis），調子悲淒的片子。沒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但那抹幽幽的愁懷、無力感貫串全片，看得人很惆悵。 《知音》有幕關於小貓的太棒了，我幾乎從座位彈起來。落泊的鄉謠歌手LlewynDavis 搭便車往芝加哥找機會，車上另外兩個亦是音樂人。寒夜公路之上，車子被警察截停。開車的Johnny 因為不合作被警察抓去，連帶把車匙拿走。坐在後面滿肚腸肥的Roland（John Goodman）不省人事，在上一站他在廁所嗑藥暈倒了。Llewyn 莫可奈何，拿起結他及簡便行裝走出車廂，這時他才留意到，那隻橘色的虎紋貓定定的看着他。惟寒酸的Llewyn 身無分文、居無定所，實在沒有養貓的本錢。他跟貓四目交投，貓兒沒作聲，輕輕動了右抓一下。他遲疑了半刻，便決心把車門關上。 四夜無人的公路光影詭秘，這幕環境的迴聲特明顯，有點超現實味道。時光好像凝住了，世界只剩下Llewyn 及貓兒。沒有哀傷、別離的音樂，Llewyn 就這樣跟可愛的胖花貓訣別了。那隻貓還是盲打誤撞才來到公路的呢！ Llewyn 寄宿在教授朋友Gorfein 的家， Gorfein 夫婦育有一貓。Llewyn 晨早出門不慎被貓跑掉，好不容易在街上捉回，帶回給Gorfein 才發現樣子相似，性別竟然不同！走失那頭是雄性的。Llewyn 只好硬着頭皮帶着雌貓上路，然後又把牠遺留在公路的車子上。 看完《知音》，我好想念那貓，久不釋懷，反而不好奇車上的Roland。牠最後的命運怎樣？牠在寒冬郊野如何活下去？Llewyn 亦會很內疚吧。他在芝加哥試音不果，搭另一便車回紐約途中，晚上輪到他開車，車外雨雪紛飛。Llewyn 開始有點睡意，他扭開車子的收音機，正在播放馬勒的第五交響曲，女高音繞樑三日，鄰座的車主睡得正甜，一切很平靜。說時遲那時快，Llewyn 稍一分神，幾乎撞到前面過路的疑似貓影。他大驚，下車察看究竟，發覺車頭真有血迹。他往遠處的森林看去，發現一隻貓的剪影，負了傷一拐一拐地走。牠真的被車子撞倒了？那可會是被Llewyn 棄之不顧的橘色雌貓？牠走來控訴他了？還是他因為內疚，日有所思而產生的錯覺？夜深的公路依舊寧靜，馬勒交響曲的女聲，此刻為婆娑樹影下的貓兒配樂，聲畫加起來如詩般優美。 想不出那部戲像《知音夢裡行》，把貓拍得這樣動人！而其「動人」並非動物片常見的濫情，卻是無常、飄泊、乏力。高安兄弟聰明的把動物跟角色比擬，那隻沒有名字、被誤會捉去的橘色雌貓，就是《知音》Llewyn Davis 本人的寫照了。還有觀眾不清楚小貓的用意？影片最後說Llewyn 在街頭看到迪士尼1963 年影片《貓狗走天涯》（The Incredible Journey） 的海報。《貓狗》就是典型的溫情動物片，說兩狗一貓迷途知返的故事，用大量旁白把動物擬人化，看多了類似的，已覺十分俗套。相反《知音夢裡行》拍貓兒不打溫情牌，更深刻、觸動。牠沒有名字，被捉去又遺落在荒野，教觀眾寄予無限同情。這也更貼近真實，莫說寵物，在《知音》中連角色自身的命運也掌控不了。引用《貓狗走天涯》的海報，除了呼應年代（故事開始為1961 年），幽了迪士尼世界一默，其英文原名「一次不可思議的旅途」，還有呼應《知音》的「旅程」題旨吧。 一趟「奧德賽」旅程 Gorfein 家那頭走掉的雄性貓，後來自己回家了。當Llewyn 再次看到牠，才猛然醒起牠的名字「尤利西斯」！這還清楚不過了？ 在《知音夢裡行》中， 對LlewynDavis、「尤利西斯」雄貓及那頭沒有名字的雌貓，整部片就是趟「奧德賽」旅程。不過故事的旅程也有好多種的，《貓狗走天涯》的海報文字就充滿了自信： 「afantastic true-life drama nothing could stopthem」。對比起來，《知音》的Llewyn 可是連迪士尼的寵物也自愧不如，他在紐約格林威治村轉了幾轉，去過芝加哥又回來，工作沒有着落，感情充滿裂痕，可說一事無成。同樣說落泊鄉謠歌手重新上路，幾年前《聲聲相識》（Crazy Heart）跟《知音》異曲同工，但謝夫布烈治演的Bad Blake 最後振作過來，不再酗酒，預備迎接在音樂界重振聲威。《聲聲》的感情滿濃郁的，Bad 的情人、他的經理人，乃至觀眾一度以為跟他競爭的後晉，性格皆非常隨和，他們同樣關心Bad。跟《知音夢裡人》Llewyn 眼前的茫茫前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知音》沒有幾件好事，沒半段深摯的感情。Llewyn 的舊情人Jean （CareyMulligan）對他恨之入骨，可能懷了他的骨肉，正問他拿錢墮胎。Llewyn 不是首次遭遇此窘境，從他跟醫生對話中，我們知道兩年前他另一舊情人Diane 曾想打掉孩子，最後改變主意把孩子生下來，母子搬到Akron 居住。所以當Llewyn 開夜車經過Akron 的路口，他看着遠處燈火通明的都市，表情十分茫然。Llewyn 的舊拍檔Mike跳橋自殺了，選擇那道橋自盡還被人拿來開玩笑，在《知音》中連死亡也不悲壯。 他的唱片不好賣，收不到分毫版稅。冬天來了，他連一件像樣的大衣都花不起。他去Gorfein 家作客，其他人性格都怪怪的，極不好相處。妹妹每次見到Llewyn 就埋怨他，在外甥眼中他沒有尊嚴。他到老人院探望老父，老父患了癡呆病，無論說話、唱歌，老父一律沒反應，老父失禁他更愛莫能助。他有份表演的Gaslight 咖啡店，男女關係亂作一團，Pappi 跟Jean 搞上了，Llewyn 知道後心情更壞，加上喝醉酒，公然侮辱台上的表演者。 所以，若同樣是「旅程」，《聲聲相識》的Bad Blake 走了一圈修成正果；《知音夢裡行》的Llewyn Davis 卻原地踏步（影片首尾故意重複同一場戲）。動物電影中的「溫情」、「克服困難」，成長電影中的「堅毅」、「勇氣」、「百折不撓」，勵志故事中的「友誼」、「愛情」、「親情」、「家庭價值」，在《知音》的世界不是屁話， 便完全派不上用場。你說Llewyn Davis 沒有才華？不盡力麼？當然不是，他的歌太動聽了，歌詞意義深遠，他四出訪尋，不錯過任何機會（很爛的歌、很剝削的工作都接了）。「成功」不在於努力不努力，有沒有才華；《知音》醍醐灌頂，說明在很多時候， 「自古成功在嘗試」只是騙人的意識形態， 「一將功成萬骨枯」才是血淋淋真實。歷史只為英雄作傳：在那家Gaslight 咖啡店，Llewyn 在後巷被尋仇的當兒，一個傳奇（Bob Dylan）要登場了。鄉謠音樂， 我們只知道BobDylan，卻想像不到背後犧牲了多少人，甚至忘了格林威治村鄉謠土壤如何提供養份。看畢《知音》才明白， 為何LlewynDavis 要是個虛構人物，因為若拍的是另一有才華但不見經傳的歌手，無論他在世與否，結局只是把他帶回鎂光燈下，由寂寂無名變身名人， 像《尋找隱世巨星》（Searching for Sugar Man）變成另一次「造神」運動。然《知音》要說一個時代，要我們看看普遍意義下的「失敗者」，不只是一個半個被遺忘的人。 佩服高安兄弟不胡亂批判，《知音》不是為了影射鄉謠界勢利，生態不健全，創作跟風……統統不是。在任何圈子，都有像Llewyn Davis 的人，際遇不好或什麼原因，一輩子懷才不遇，多努力仍無法熬出頭來。念藝術的、有志從事藝術的，首先就要搞懂這道理。話說回來，《知音》的Llewyn 事業雖一籌莫展，但高安如何尊重音樂人，從他們幾乎讓每首歌都完整唱完即可見一斑。《知音》是以台上的米高峰特寫開始的，最後一場說Llewyn 重踏台板，在台上樂得自在（唱完兩首歌後說「我就只有這些了」）。音樂或許沒給你名利， 「旅程」或原地踏步，但台上自我陶醉的片刻、觀眾的掌聲，也是多多錢也換不到的幸福。 | ||||
2014年3月21日星期五
當生命中有些事情要結束 最好是放下並持續前進
沒有直接的坦白，卻如當頭捧喝，突然覺悟真的要的起心肝重新做人，來一個了斷。
如果你有珍惜大家的情義，一定不會說出那句說話。對不起，我只能說你徒具彬彬有禮，卻是無情的人。
❶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在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没有人是因为偶然才进入我们的生命。每个在我们周围和我们有互动的人，都代表一些事。也许要教会我们什么，也许要协助我们改善眼前的一个情况。
❷无论发生什么事，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我们所经历的事，不可能以其它的方式发生，即便是最不重要的细节也不会。无论发生什么事，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而且 一定要那样发生，而不是＂如果那样，就不会这样了＂。生命中，我们经历的每一种情境都是绝对完美的，即便它不符我们的理解与自尊。
❸不管事情开始于哪个时刻，都是对的时刻。每一件事都正好是在对的时刻开始的，不早也不晚。当我们准备好，准备经历生命中的新奇时刻，它就在那里，随时准备开始。
❹已经结束的，就已经结束了。这是如此简单。当生命中有些事情结束，它会帮助我们进化。要完整享受已然发生的事，最好是放下并持续前进。你坐在这里，读着这些 文字，我相信绝非巧合。 如果这些文字触动你的心弦，那是因为你的因缘成熟。你明白，没有任何一片雪花会因为意外落在错的地方。
這兩年，我沒有一天不傷心，不過一切都是一廂情願。
生活，要開展新一頁，我會努力設計新路程。
懂得遺忘，就找到自由，你已脫離了我，你自由了，我也要學懂忘記。
如果你有珍惜大家的情義，一定不會說出那句說話。對不起，我只能說你徒具彬彬有禮，卻是無情的人。
❶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在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没有人是因为偶然才进入我们的生命。每个在我们周围和我们有互动的人，都代表一些事。也许要教会我们什么，也许要协助我们改善眼前的一个情况。
❷无论发生什么事，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我们所经历的事，不可能以其它的方式发生，即便是最不重要的细节也不会。无论发生什么事，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而且 一定要那样发生，而不是＂如果那样，就不会这样了＂。生命中，我们经历的每一种情境都是绝对完美的，即便它不符我们的理解与自尊。
❸不管事情开始于哪个时刻，都是对的时刻。每一件事都正好是在对的时刻开始的，不早也不晚。当我们准备好，准备经历生命中的新奇时刻，它就在那里，随时准备开始。
❹已经结束的，就已经结束了。这是如此简单。当生命中有些事情结束，它会帮助我们进化。要完整享受已然发生的事，最好是放下并持续前进。你坐在这里，读着这些 文字，我相信绝非巧合。 如果这些文字触动你的心弦，那是因为你的因缘成熟。你明白，没有任何一片雪花会因为意外落在错的地方。
這兩年，我沒有一天不傷心，不過一切都是一廂情願。
生活，要開展新一頁，我會努力設計新路程。
懂得遺忘，就找到自由，你已脫離了我，你自由了，我也要學懂忘記。
2014年3月17日星期一
盼郭艷明從善如流．望李嘉誠實隨口至 - 練乙錚
今天《氣短集》頗長氣。第一節講《信報》刪改、抽起我的文章，但重要的是探討編輯工作的一些原則。第二節論應該怎樣評判李嘉誠。歡迎各方回應。
一、總編輯的工作
《信報》似乎從善如流。早前同文錢志健對編輯部向他提的要求表達了異議之後，錢兄得以保留其風格，繼續在投資版寫專欄。上周，副刊版作者陳嘉銘教授不滿版面編輯要求他調低文章的「火力」之後，陳文原封不動刊出。關於後者，總編輯郭艷明有解說，認為編輯與作者之間有意見不同而互動很正常。郭女士這個觀點，無論是作為一個一般原則還是在《信報》的實踐，都值得討論，筆者亦以本人不久前與郭女士的一次同性質互動為例，希望有助各方理解上述事件，更希望整個《信報》編輯部深思。
作為一般原則， 「編輯與作者之間有意見不同而互動很正常」無疑是對的。在一些技術性的問題上，編輯的提問和意見，往往有助作者改善作品；筆者多次身受其益，故有此看法。但是，在一些風格和文章的本體論述方面，互動全然不必，抽稿更非上策，除非文章明顯觸及法律或社會道德底線，或是越過了報紙一直以來選取的更嚴格風尚標準。
上述原則還應有一重要補充：「互動愈少愈好」。描述報紙與作者、讀者之間的關係，筆者用過一個比喻：報紙東主提供一個人工沉降體，放在海裏之後，作者好比依附在沉降體上面的珊瑚等寄生物，讀者就像魚群，受這些寄生物吸引前來吸食所提供的養分；寄生物色彩愈多愈斑斕，前來的魚群就愈多。但是，如果編輯事事與作者「互動」而作者每「言聽計從」，不同的養分就要減少，珊瑚就要褪色，魚群看到的，愈發只是沉降體本身，哪有不掉頭而去之理？互動過多，對報紙是不好的。
下面談談《信報》編輯部未經筆者同意，刪改、抽起筆者文稿的一個突出例子。這個事例，是筆者替《信報》寫文章二十多年來的第一次，只在新聞界的朋友小圈子裏談論過，今天才公開講。
事涉去年11月7日拙文《林煥記茶餐廳背後的六千頁解釋》，談論的是當時發生不久、政府剔走港視不予發牌那件事。文章發表同日，筆者收到郭女士一封電郵，告訴筆者因為聯絡不上，已同意文章見報，不過「省略閣下文章中一部分字眼」。下面引文的楷體部分就是刪除的關鍵段落，其餘是上文下理：
「政府的辯詞裏，最乏理的環節有兩個，其一就是認為港視的財力薄弱（跟着的七百字論述為什麼財力不可能是港視『死因』沒有抽起）……；然而，筆者不相信顧問公司和政府裏頭沒有比較理性的聲音指出過這些顯淺但重要的經濟考慮，只不過特府領導層視之而不願見、聽之而不欲聞而已。
「為何如此，原因不外兩者，一是北京一直干預、主導發牌決策，一是「三挑二」決策者的後面隱藏着不法的利益輸送——有領導層的人涉貪。按表面徵象，筆者認為是後者居多，而有關方面應該徹底追查【註2】……
「【註2】近有親共議員多次慫恿王維基買下亞視，或是一條線索，反映北京此前或未有以維穩等政治動機積極介入主導發牌決策過程（註文亦刪去，是技術性操作）。」
關於此事，輿論一直聚焦「三挑二」背後的政治動機，但大家只要回想事件裏的重要事實，當知如果發生在其他沒有類似政治問題的地方，第一大嫌疑便是發牌機構搞利益輸送、涉貪。在香港，高層官員、行會成員涉貪或非法金融活動，已非不可想像。
評論員的一個重要職責，就是指出重要、卻為社會忽略的觀點並作判斷；中國古代有所謂「拾遺」、「補闕」，都是皇帝身邊的官，擔負的就是這個職責（史上最有名的「拾遺」，就是杜甫、陳子昂）。筆者寫上面的一段文字，正正是自覺負起這評論員的「拾遺」工作，指出除了政治干預之外，還有涉貪的可能性。
次日，郭女士給我解釋： 「本人百分之二百尊重閣下的評論觀點，惟本人在職責上也須守護《信報》，並盡可能在作者的抒發指數與《信報》的安全指數之間取個平衡。經諮詢法律意見，律師初步認為，閣下指『決策者的後面隱藏着不法的利益輸送，有領導層的人涉貪』，論述略嫌空泛，表面證據似乎薄弱，若堅持鋪陳這論點，《信報》要有信心練先生已做足查證工夫」。
筆者無法同意郭女士這個觀點、她的初步法律意見，以及她對文章採取的行動（整段刪除太過分）。筆者不是CID 或ICAC，文章按已知事實和道理提出疑點之餘，只能要求有關方面查證；後者恰好說明筆者的文字不含所謂的「knowing or reckless disregardfor the truth」，而且事關公益，不可能構成對公眾人物的誹謗。昔往《信報》文人辦報，時刻要守住赤字底線，尚且敢於打官司（當年筆者以百分百外行人身份接手主編《信報》，老闆沒有先替筆者上「法律課」）；今天的《信報》面對權力，若安全系數要得太高，結果反而會失去一個「信」字，編輯工作就更加難做了。我們同樣愛護《信報》，但有些方式是弄巧反拙。
筆者並非凡事寸土必爭、一字不讓的寫作人，尤其在同事、友儕之間。編輯有意見，就算筆者不同意，只要對方說出幾分道理，筆者可讓就讓，不想耽擱編輯的緊張工作時間；《信報》的幾位評論版編輯，對此當有一些體會。上述事件裏，刪改後的文章見報在先，筆者知情在後，更無從挽回；念郭女士上任未久，千頭萬緒之際，判斷或有差池——筆者當年也有同樣經驗，所以推己及人，幾通電郵之後，就按下不表，亦請知道的朋友稍安毋躁，給總編輯留餘地。不幸，之後還有錢、陳兩位的類似經驗。不過，之前抽起的那段文字今天總算在本文「見報」，《信報》又一次從善如流，筆者更無謂爭拗，只是拿出來給公眾討論，大學法律系的同學也可用來做案例研究的素材，總之希望大家對事不對人，討論結果給郭女士也給筆者作更全面的參考。公器裏的公益事，始終不宜私了。
無巧不成話， 天窗出版社正在與《信報》洽談出版筆者的一本文章集，而《信報》編輯部要求把三篇「敏感」文章扣起【註1】。其實，那些文章都是年來刊登過的，轉載版不計其數，在FB 等社交網絡上傳閱了不知多少次，還有什麼「敏感」可言呢？所以，這次筆者個人覺得不必計較，如果堅持要扣起，筆者也不會為此糾纏，不如把精力放在替《信報》寫新的文章上面；但站在公益立場，還是希望《信報》編輯部給那三篇文章放行，別讓壓力把本來有的言論空間收窄。
二、我怎樣看誠哥
筆者沒有正式談論過李嘉誠。同文陳嘉銘在他的文章裏談過，卻鬧出風波。筆者趁風尾，也談談個人對李嘉誠的看法。議論人物兩三千字絕對不夠，這裏更多是提出一個框架。
陳嘉銘文章（下稱陳文）所持觀點，在香港無疑有「廣泛代表性」，尤其在勞工界和社運左翼當中；能否反映多數港人觀點，筆者不敢說，要留待鍾民調的權威數據顯示【註2】。然而，筆者不同意陳文的觀點；其中提及李氏的一些講話內容，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讀。李氏固有可批評處，包括他的一些營商手法，但那要放在適當場景裏比較。
如果我們接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則李嘉誠不僅在香港，就是放到世界上任何重法治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他也起碼是一個合格的資本家。再者，如果大家承認資本主義對人類有淨貢獻，那麼，在香港的資本家當中，論這種貢獻，無人出李氏之右。香港在國際上的聲譽，很重要一部分也是他替港人掙回來的；因此，筆者早前提議，本土朋友若須樹立各種圖騰， 「李嘉誠」絕對應該是一個。
有人說：對比百佳賣油魚、和黃壓低工資、日康「心曠神怡」，北歐的資本家對工人對社會好得多。但北歐是另一種體制；李氏若到那裏投資，經營手法定必更改，以適應當地法律和競爭規矩。他的公司要繳交更高利得稅，要有更先進的排污設備，更嚴格的食衞標準，更少瑕疵的樓房，更好的員工福利，等等。總之，一切要與當地其他業者大致看齊，而關鍵在體制，因為所有商業競爭都是在體制允許的價質比底線附近進行的。
也有人說，李嘉誠消滅了小生意，堵塞了草根的上進機會（陳文指李氏「消滅了平民生活」）。話說對了一半。但這樣說，也許忘記了（稍微左傾）經濟學家熊彼得的深刻論述：資本主義是一個創造性毀滅過程。新科技新意念改變生產形態，舊經濟必然消失；過程中，不同人有得有失。話分兩頭講。
大企業消滅小生意，是籠統說法。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小生意始終有一席位，除非大企業要自身縱橫向完全整合，但那並非最高效；大企業於是只抓核心業務，其他靠外求，甚至把一些業務外判，中小企便有生存空間。這好比一個一般家庭，醫護、教育等服務泰半假諸外求，家頭細務外判給印菲傭。事實上，經濟學家知道，每一個發展階段，市場經濟都有一個相應的企業規模大小分布，而隨着人均收入增加，這個分布朝大企業數目佔較高比例的方向轉移。企業追求利潤的動機不變，小生意佔的比例也會逐漸減少，並不需要「資本家愈來愈貪婪」這種無法證實的前提。為說明這個觀察到的規律，經濟學家Robert E. Lucas, Jr 於1978 年提出經典解釋，理論與香港四十年來的事實吻合【註3】。某個比例的小生意消失，是自然趨勢，首富無論是李嘉誠還是張嘉誠黃嘉誠，都一樣會發生；是好是壞，牽涉主觀價值、意識形態。
上進模式，也因經濟形態和發展階段而異。中國古代，上進就是考科舉當官。工業發展初期，上進不外進工廠、當小販。正規教育較為普及了，就靠讀書取文憑，畢業後到企業裏爬升，或掌握技術自己辦小廠；更高階段的話，或是進大學、研究院，畢業後到大企業服務，或是走大大小小Steve Jobs、Zuckerberg、Jan Koum 的出奇制勝路。你在大陸，你就按小朋友的理想當個貪官，機會最好。
五十年前，中產年輕人若要學音樂、學打球、學理髮，會給父母罵得半死，但現在學那些技藝，一樣可以謀生、發展，門路比以前多得多。說老實，老一輩當年搞要「走鬼」的小生意，並無多大上進機會；能夠上進的是他們的下一代，餬口之餘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往上爬，回過頭來供得起父母過中產生活養老。低下階層分兩代向上爬的機會，香港從來不缺。再說，若是筆者老母當年是個濕市的小魚販，到了八十年代還得幹的話，筆者百般寧願她到百佳惠康的海鮮部當個受薪的「阿姐」，那何嘗不是一條活路？我們不必為了批判現實而把往日貧苦人的生活浪漫化。
讀到這裏，大家可以看出，筆者並非「捍衞」李嘉誠，而是「捍衞」一個有法治的資本主義社會。在這種社會裏，守法經營而有所成就的資本家，都大體無咎。有咎，主要在於制度。一切改革，也只能從改變制度底線入手；把矛頭指向個別資本家牟利去得太盡，終無大效。認識到這點，對李氏個人的評價和批評，就有了方向：除了經濟事，更看他對社會、對政治的貢獻。
李嘉誠以身家三分一搞慈善，在文教醫療方面有成績，比很多其他資本家好，對社會這些方面的貢獻是沒說的。在政治方面，則或有兩個批評。
香港資本家當中，以他對民主的態度最正面。他說過「喜歡在民主國家投資」，因為有法可依，政府政策不會朝令夕改。那是在商言商，不代表他個人喜歡民主，但起碼講出了民主的一個優點，不像有些資本家聽到民主就開罵。然而，李氏在全世界幾十個民主國家投資，直接享盡民主好處，有沒有回饋過民主事業呢？沒有的話， 「喜歡民主」只不過是喜歡「吃民主」而已。有些人喜歡餅，就把餅做大，自己吃，人家也有得吃；有些人喜歡餅，就光坐着吃人家做的餅。
此外，李嘉誠說過，不反對政府提高利得稅，以支持一些有意義、非民粹的津貼開支，幫助有志的人上進。但大家都知道，光說不做，稅制不會自動就改。李氏有沒有實際行動，謀求實現那種非民粹、適當高的稅率和資源再分配呢？例如，有沒有在他的資本家朋友圈、政團、商會裏，積極推銷這個想法，並聯同有實力的支持者，向政界建議立法實現有關的稅制改革？如果只是說說而已，那就不如不說，省得有口惠而實不至之嫌。
這兩方面的工作都需要超乎常人的力。李氏早年想過從政，今天在這些方面發功，一遂平生志，為時未晚。
上述想法，可視作筆者對李氏評價的一個起點。至於其他只懂趨炎附勢、悶聲大發財的資本家，筆者就不必去批評了。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今天大家都知道，還要有制度改革，才能走近目標。因此，筆者對李嘉誠先生是有期望的。
後記：《信報》一直以來給我優厚的寫作條件，心意當然是為了讓我竭盡所能、本着我自己的價值與良知為大眾發言。我今天做的，如同往日，都是按此心意去做。
《氣短集》之三十二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即2012 年3 月至今《信報》刊出的題含「紅」、「黑」這兩個忌諱字的三篇文章。何必整篇抽起？這個時勢，剔除幾個敏感顏色字然後放行，筆者也會欣然接受。
【註2】陳嘉銘文章：http://thehousenews.com/politics/我被信報抽稿/
【註3】Lucas 論文免費閱讀： http://faculty.wcas.northwestern.edu/~lchrist/papers/lucas.
pdf；可跳過第四至七節含數學部分，只看頭尾的文字論述。
練乙錚
訂閱：
文章 (Atom)